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

很高兴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的传统会议。每年的新年和圣诞假期之后，我们就会举行这个会议。我向所有庆祝这些节日的人祝贺2024年的到来，我们都希望2024年在各方面都更加美好。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已经详细谈到了这一点。

我们已清晰地勾勒出国内的发展计划。俄罗斯联邦政府正在积极开展工作。近日，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与政府成员就各个领域举行了多次会议，以确保我国经济在当前美国及其附庸国奉行侵略性非法政策的条件下的可持续发展。我们的任务很明确——摆脱对所有无论如何都会受到西方同行控制或严重影响的生产销售、金融、银行和物流链的任何依赖。我们在已经做出和将要做出的决策中明确规定了这一方针。

在外交政策方面，我们同样确定了可预见未来的主要方向。2023年3月，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批准了根据当今世界的现实情况彻底修订的新版《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事实证明，西方作为任何事情的合作伙伴都是完全不守信誉和不可靠的。世界大多数国家都不愿接受这种自私自利的做法，他们希望在完全符合本国利益和各国利益的情况下，以及在充分尊重《联合国宪章》原则（从尊重国家主权平等开始）的同时进行发展。自1945年《宪章》通过以来，西方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外交行动没有一次考虑到或尊重（《宪章》中规定的）所有国家（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也无论他们信奉什么样的价值观和宗教以及总体上拥有什么样的传统）一律平等的原则。

在外交政策方面，我们明确规定了与那些愿意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坦诚的对话和谈判寻求利益平衡（而不是如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其参与的大多数讨论中所表现的那样，寻找只符合某人单方面自私计划的解决方案）的国家发展关系的指导方针。

过去的一年表明，西方霸主惯用的做法不被接受，这种做法完全基于一己私利，且不考虑其他任何人的意见。是的，统治整个世界500年，而且在这段时期里几乎自始至终（也许苏联时期是个例外）都没有遇到过任何真正的竞争对手，这可能促使他们习惯于霸主的角色。但是，生活在向前发展，新的经济增长、金融力量和政治影响力中心不断涌现，并且已经壮大起来，在发展方面明显超过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我们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发展的评估。中国与印度一样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与中国的关系正处于双方数百年历史上的最佳时期。对我们来说尤为珍贵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当选连任后的首次出访，就是于2023年3月对莫斯科进行了国事访问。同样的，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也于2023年10月访问了中国，出席了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

与印度的特殊特惠战略伙伴关系正在稳步推进。在这方面，双方也建立了最高级别的定期对话，并通过外交部建立了各行业主管部门之间的联系。

如果说到我们的周边环境，那当然是中东国家，包括伊朗、土耳其、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毫无疑问，我们不仅有兴趣通过双边渠道，也希望与我们的许多合作伙伴建立的地区机构发展关系。我指的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阿拉伯国家联盟、东盟、非洲联盟、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等。

我们正在将与非洲国家的伙伴关系提升到真正的战略水平。2023年7月在圣彼得堡举行的第二届俄罗斯-非洲峰会就确认了这一点。

2023年秋季举行的“俄罗斯-拉丁美洲”国际议会会议是我们与拉丁美洲大陆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我们将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国家视为多极世界中正在崛起的独立中心。

我们在联合国平台上积极开展工作。“捍卫《联合国宪章》之友小组”在那里成立，并已成功运作数年。在该小组框架内，正在就全球发展的原则性问题通过一项联合声明。该小组还积极促进联合国大会的整体工作，推动联合倡议，包括俄罗斯的倡议。我们支持我们在这个新机制框架内的合作伙伴提出的想法。

我要指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在第78届联合国大会的会议上通过了题为《打击美化纳粹主义、新纳粹主义及其他助长当代形式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行为的做法》的决议。尽管西方国家百般阻挠，该决议还是以压倒性多数获得通过。但我要强调的是，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连续第二次对该文件投了反对票。这三个“轴心国”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曾公开忏悔战争期间所犯下的罪行，并向所有人保证不会重蹈覆辙。然而最近两年，这些国家一直投票反对这项要求不允许纳粹主义死灰复燃的决议，这件事让我们深思，也迫使我们思考，这些意识形态进程在这些国家乃至整个西方正在朝着什么方向发展。

我们在其他机制中也开展了建设性的工作。在此，有必要重点谈谈我们最亲密的盟友，这涉及的是“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联盟国家”，以及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在该组织框架内，我们推动了确保各方面稳定的任务，包括纯粹在军事上和生物学领域以及整体防范新的挑战和威胁，如恐怖主义、毒品贩运和其他形式的有组织犯罪。我们在欧亚经济联盟中做出了重要决定，这些决定旨在深化欧亚一体化，将这些进程与诸如中国“一带一路”这样的项目进行对接，并与上海合作组织、东盟以及位于我们共同的、辽阔的欧亚大陆上的所有其他机构和国家开展合作。

今年，俄罗斯成为了独联体的轮值主席国。我们将继续推进2023年启动的有益项目。其中，我们将特别关注2023年秋季在比什凯克峰会上成立的“国际俄语组织”。哈萨克斯坦的这一倡议获得了独联体所有成员国的批准。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可以参与该组织。我们知道，俄语在各大洲都很受欢迎，期望会有很多感兴趣的人参与其中。

我提到的上海合作组织就是这样一种“伞型”项目。在其框架内，与欧亚经济联盟一起，在与东盟和其他次区域机构互动的背景下，我们正在促进客观、自然地形成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早在第一次“俄罗斯-东盟峰会”上提出的“大欧亚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的轮廓已经显现。

在当前形势下，建立符合我们共同大陆所有国家利益的经济伙伴关系非常重要。上帝命令我们利用这些客观存在的竞争优势，因为我们位于同一个空间，而且这个空间长期以来一直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在未来的许多年里，它还将继续发挥这一作用。但除了互惠互利的经济项目之外，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在不受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确保欧亚大陆的军事和政治安全。我们将倡导由欧亚大陆各国自行解决这一任务，而不是由地区外国家试图用自己的“章程”来插手这些进程。我们坚信，欧亚大陆各国完全有能力自行应对这一切。

我列举了各种区域性机构，但还有一个超区域、全球性的机构。它被称为“金砖国家”，象征着多极世界的丰富内涵。去年的南非峰会做出的该机构扩员的决定，是加强金砖国家地位的一项特别重要的举措。俄罗斯从今年1月1日起开始担任金砖国家主席国，将特别关注确保新成员和新加入者有机地融入共同工作，从而不仅在金砖国家内部，而且在国际舞台上，为加强符合世界大多数国家利益的积极趋势做出贡献。考虑到有20多个（甚至接近30个）国家有兴趣加入金砖国家，我们看到这个由全球成员组成的合作机制有着长远的未来。

保护海外俄罗斯公民的合法利益和权利依然是我们的优先事项。你们很清楚他们在“集体西方”国家受到的歧视。你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写过这方面的文章，这与你们的西方同行不同，他们正越来越多地试图掩盖记者在“高度的民主国家”（请原谅这种说法）亲身感受的真相。但除了我国公民在美国、欧洲和其他国家遇到的日常问题之外，自然或人为造成的紧急情况也无处不在。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一直积极协助俄罗斯人、独联体国家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公民从加沙地带撤离。而就在几个月前，我们也从同样爆发内部冲突的苏丹撤离了公民。

在公共外交方面，我要强调其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即2023年3月成立的“国际亲俄人士运动”，这是生活在不同的大洲和大陆，并在精神和文化上亲近俄罗斯的人们组成的非正式团体。该“运动”已经举行了创立大会，其首届正式的代表大会定于今年上半年举行。

我们将继续在国际事务中推行真理和公正的理念，我们将尽最大努力使国际关系更加民主。为此，我们外交部积极支持“统一俄罗斯”党提出的关于在莫斯科举办“共同抵制新殖民主义”国际政党论坛的倡议。鉴于西方政策的新殖民主义本质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美国及其盟国当前的行动中，这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主题。这种本质的核心依然是：利用其他国家的资源并以牺牲他国为代价为自己谋利。即将举行的论坛必将是一个相当有趣且非常重要的事件。

俄罗斯正在筹备一系列文化议程上的大型国际活动，其中包括“世界青年节”，距离活动开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未来运动会”——这是体育运动与电子竞技相结合的赛事；“金砖国家运动会”。这两个运动会都将在喀山举行（“未来运动会”将于今年2月举行，“金砖国家运动会”将于2024年夏季举行）。

目前正在筹备“Intervision”国际歌唱大赛，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表示有兴趣参加。我们将尽一切可能，确保所有前来参加上述活动和其他众多活动的宾客，都能充分感受到俄罗斯的热情和好客，就像2018年我们承办国际足联世界杯决赛阶段的比赛时一样。

最后，我想重申，我们愿意以各种形式与媒体代表进行交流。我希望在座的外交部代表不会因我们回避与记者沟通而受到指责。此外，外交部其他领导、各司局负责人，以及我们的工作人员（尤其是当他们随代表团出访参加国际活动时）都有义务介绍我们的工作，使我们的活动清晰、公开。这正是我们努力实现的目标。

问：如果乌克兰今年举行大选，您认为那里能有一个愿意与俄罗斯对话的人上台吗？在未来的冲突解决中，基辅与伦敦以及随后与其他“七国集团”国家缔结安全协议，这对俄罗斯在未来解决冲突问题上有多重要？这是否意味着乌克兰将失去中立地位？

谢尔盖·拉夫罗夫：坦率地说，我们不太关心乌克兰在讨论政治生活时出现的争论。选举的问题之前就“冒出来过”。我们听说，西方强烈建议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举行这样的选举，似乎是希望竞选活动和投票本身能使其顺应西方的利益，因为他正在越来越多地偏离他们的掌控。

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公开宣称，他不会举行任何选举，因为正在进行战争。这无异于又是一场戏剧表演，并反映出这个人及其“党羽”（大家都很清楚他们是谁）唯一的愿望是希望尽可能地掌控权力。我看到的正是这种愿望。

西方希望有更大的灵活性。显然，他们已经意识到，大肆宣扬的以给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为最终目标的“闪电战”只是一种幻想，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是在西方人的思维中。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只是很难承认这一点。这反映在他们现在正在寻找一些外部信号，一方面可以支持乌克兰，另一方面能够推动基辅，以使其变得更加顺从并听命于自己的西方长官。至于这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我很难说。

关于你所提问题的第二部分，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几个月前，西方就曾对是否接受乌克兰加入北约或欧盟的问题发生过“冲突”。不是所有人都“赞成”，也不是所有人都满意，但所有人都非常清楚，这又是一个对欧洲安全毫无意义、不负责任且充满冒险的步骤。他们还发明了一种“半成品”，即与个别西方国家缔结双边协议。我听说了一些关于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与英国首相里希·苏纳克之间所商定文件的内容。在对该文件的分析中，我没有看到任何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款，除了那项规定乌克兰有义务在有人攻击英国时为这些岛屿提供保护的条款。但这实在太荒谬了。不过从另一方面看，这也可以视作是“95-街区”工作室风格的延续，也许现在这个工作室要被冠以其他名称了。

我们不反对其他国家与乌克兰签订协议，但这丝毫不会改变我们的目标。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日前重申了这一点。我们将始终如一、坚持不懈地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我们一定会实现这些目标。

西方时而发出一些信号，然后收回所说的话，我们以哲学的态度对待这些信号。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曾多次表示，俄罗斯并不拒绝谈判。早在2022年他就说过这番话，当时在鲍里斯·约翰逊和其他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指使下，基辅被禁止签署已经与俄罗斯联邦达成的和解协议。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众所周知，它发生在2022年4月。普京总统在2022年就此事发表讲话时就再次表示，我们不拒绝谈判。但是那些拒绝谈判的人必须明白，他们拖延的时间越长，谈判就会变得越困难。现在我们看到这一预言应验了。不要对俄罗斯将“被战胜”抱有任何希望，这句话已经说过很多次了。那些没有学过历史（西方有很多这样的人）和地理的人知之甚少，他们可能会对这些话题产生幻想，或者为上面提到的“95-街区”再写一个剧本。但这与现实生活毫无关系。

问：请允许我先祝您新年快乐，并祝愿您及俄罗斯人民在各条战线上取得胜利。

美国正在建立“国际政治和军事联盟”，他们对也门进行侵略，继续支持和鼓励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进行种族灭绝，并对叙利亚和黎巴嫩人民采取军事行动。莫斯科如何评价这些行动？

谢尔盖·拉夫罗夫：我们曾多次发表公开声明，对中东地区正在发生的事情进行评估。不仅是在加沙地带发生的事情，也包括在整个巴勒斯坦领土和围绕黎巴嫩、伊拉克，以及也门发生的事情。

毫无疑问，美国与英国及其他一些盟国一起，违反并践踏了所有能想到的国际法准则，包括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该决议只要求保护商业航运，没人授权任何人轰炸也门。就像2011年没人授权北约轰炸利比亚一样。当时，有过一项关于宣布在利比亚领土上空设立禁飞区的决议，该决议的意图是利比亚空军不能飞行，他们也确实没有飞行。在那里根本没有任何甚至牵强附会的理由使用武力。但他们轰炸了这个国家，将其变成了一个“黑洞”。时至今日依然没有人能把利比亚国家重新整合起来。大量难民涌入欧洲，欧洲也因此深受其害，而美国人和英国人却毫发无损。那些被西方用来推翻穆阿迈尔·卡扎菲的恐怖分子涌入了非洲中部。

这种无法无天的行径现在也出现在了对也门的所作所为上。这一点有目共睹。从华盛顿传来的辩解性声明毫无说服力。

前几天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达沃斯表示，所有中东国家都希望美国在该地区存在，希望美国在那里发挥主导作用。我很难判断该地区的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希望如此，我们得问问他们。但有一个国家——伊拉克——若干年前就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是这样写的：尊敬的美国先生们，非常感谢你们来我们这里做客，你们的军事基地也在这里存在过，还是让我们以某种方式结束这一切吧，我们送你们回家。然而美国人就是不走。

就在不久前，巴格达再次传出美国人不愿轻易离开的消息，尽管那里早就已经请他们离开了。尤其令人遗憾的是，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也提到，只有美国才能发挥调解作用，才能在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达成解决方案。他以前就这么说过。我们听说过也知道有美国、以色列和个别阿拉伯国家参与的这种“半封闭式”接触，但所有这些接触都不是以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直接对话为前提。他们假设一些“大人物”在某个地方就巴勒斯坦人未来应该如何生活达成协议，然后再把这个协议“出示”给他们。这样做是不会成功的，唯有通过必须恢复的直接对话。曾经有过直接对话，虽然困难重重，但在国际“四方”调解人的支持下取得了进展。我们一直主张必须让阿拉伯国家联盟的代表参与“四方”（美国、俄罗斯、联合国和欧盟）的调解工作。令我们深感遗憾的是，这遭到了美国人和欧洲人的阻挠。然后，美国按照他们的想法解散了“四方”，垄断了整个调解进程。

顺便提一下，早在2023年9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就曾表示，中东局势的发展从未像过去几年这样平静。然而一个月后，加沙地带爆发了冲突。在这里，我们需要依靠集体努力，而美国已经不习惯这样做了，他们习惯于发号施令。

下周二，联合国安理会将就此问题召开特别会议。我们计划参加。我必须为此前往纽约。我们将在那里提出我们的建议，目的就是为了恢复集体原则，而不是试图独自“解决”一切问题。而且不仅仅是在那里，要知道美国希望在全世界推行自己的议程。让我们拭目以待。

也许生活应该给我们的西方同行上一课。该地区各国应该坚决主张，他们生活在这里，对他们来说，位于那里的所有国家的安全都至关重要。也许没有人打算禁止来自外部的建议，但最终的决定应当由该地区的人民自行做出。

努力的主要方向应该是建立一个完全符合联合国安理会决定的巴勒斯坦国，这个国家（正如这些决定中所写的那样）将有能力运作，并与以色列和该地区其他国家在安全和睦邻友好中毗邻共存。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将看到现在发生在加沙的暴力事件不断重演。如果不建立巴勒斯坦国，巴勒斯坦人民将继续感到自己被侵犯，继续生活在不公正之中。一代又一代年轻的巴勒斯坦人将感受到这种不公，并将此传递给自己的子孙。必须画上句号。建立巴勒斯坦国就是这个句号。我希望以色列领导层最终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但目前在那里还远非所有人都认为这对以色列而言是可以接受的。正如大家所说的，除了进行解释工作之外，这里做不了任何事。但是，如果不建立巴勒斯坦国，以色列的可靠安全也无法得到保障。

俄罗斯希望以色列及其人民能够在安全中生活，这是我们的长期合作伙伴。我国是第一个承认以色列独立的国家。现在，以色列约有200万同时拥有俄罗斯国籍的公民，他们是来自我国的移民。我们当然不会对此无动于衷。我们愿意在全面执行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问题决议的背景下，为提供能够保证以色列安全的全面解决方案发挥积极作用。

问：曾经有消息称，去年美国向俄罗斯转交了一些关于启动军备控制谈判进程的书面建议。当时外交部证实，关于向美方发出正式答复的问题确实正在考虑当中。请问最终是否发出了答复？

您认为前景如何？如今还存在多少前景？是否有可能就战略稳定问题与美国恢复对话？考虑到当前的形势，在与西方发生冲突和华盛顿公开采取敌对政策的背景下，现在这样做是否合适，是否有益？

谢尔盖·拉夫罗夫：最近有很多关于与美国恢复战略对话前景的讨论。在与媒体的交谈和接触中，这个话题一再被提及。

作为成年人，我们不可能在脱离国际安全和战略稳定领域总体状况的情况下认真谈论这些前景。目前这一领域出现了极为消极的态势，而且这种趋势还在恶化。毫不夸张地说，这主要是由于围绕世界秩序从单极模式向多中心世界秩序转变的历史进程的斗争加剧。

西方领导了地球上的所有进程500年，如今却在进行着非常强硬的抵抗。我们正在目睹这一切。他们不愿意接受向多极化过渡。因此，他们违背自然、客观的历史进程，并试图维持正在逐渐逝去的全球统治地位。而在试图遏制这些客观趋势的同时，西方毫无节制地选择各种施压手段对待那些不接受其霸权主义野心和捍卫《联合国宪章》所载平等原则的国家。

西方试图维持其对世界的完全统治。首先推行这一路线的是华盛顿，但其遇到的阻碍越来越多。其中之一就是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一个世界文明的中心，俄罗斯表现出绝不允许侵害本国利益的决心。随着我们奉行捍卫自身的民族认同和本国利益的路线越来越坚定，美国的敌意也在增加。华盛顿采取了将反俄罗斯的北约集团肆无忌惮地扩张到后苏联地区的路线，并挑起了围绕乌克兰的冲突。

众所周知，我们不能容忍把基辅政权用作直接威胁我国安全的工具，这可不是在大洋彼岸的某个地方，而是直接发生在我们国家的边境。我们也不能容忍利用基辅政权正面攻击俄罗斯的一切：语言、教育、文化，以及在其曾祖父和曾曾祖父开拓的土地上生活了几个世纪的人们，而这些土地始终是俄罗斯的土地，是俄罗斯世界的一部分。他们想把基辅变成摧毁这一历史和共同的记忆并破坏俄罗斯人民和乌克兰人民之间所有联系的工具，这也是对我国利益的直接威胁。

针对我们为捍卫自己的利益和自身的“外部轮廓”而采取的措施，美国发动了一场全面的混合战争，为的是达到在政治和经济上“扼杀”俄罗斯（让我们直言不讳），并在“战场”上给我们造成上述“战略失败”的目的。所有这些都是他们公开宣布的。

我们看不到美国或北约对公平解决目前的乌克兰冲突有丝毫兴趣，他们甚至不想听取我们的关切，也不愿意认真讨论消除根本矛盾的问题。相反，西方正竭尽全力加剧乌克兰危机。现在，这造成了额外的战略风险。

美国前驻欧洲武装部队司令本·霍奇斯和菲利普·布里德洛夫近日向基辅政权公开建议称，应当“轰炸”克里米亚，直到人们无法在那里生活。这些还都是退休的军员。至于现任的政客们，我们确实知道，英国人在与基辅政权接触时也提出了同样的意见、建议甚至计划。像往常一样，他们很少从生活中吸取教训。以前他们说“需要多久”就会“支持基辅多久”，而现在他们说的是“尽可能久地支持基辅”。这是一种细小的差别，反映了对形势评估的细微变化。来吧。这是他们的事。

类似的情况发生在阿富汗。美国人在那里呆了20年。这是“他们需要用的时间”还是“他们可能用的时间”？他们在那里达到了什么目的？

还有伊拉克、利比亚以及美国及其附庸国进行冒险活动的任何其他国家。哪里变得更好了？他们为之筹划了这一切的民主在哪里确立了？

不幸的是，等待乌克兰的也是同样的命运。你们依赖“主子”，却不知道他“只考虑自己，根本不考虑你们”，不能指望你的人民的利益会得到某种程度的考虑。他们不仅是“挑唆”、怂恿更具侵略性地使用远程武器对克里米亚（以使其“不适合居住”）及俄罗斯联邦领土纵深实施打击，而且还移交了相应的武器——这表明西方不希望有任何能够考虑到俄罗斯联邦合理关切的建设性的解决方案。

坦率地说，由美国主导的破坏性政策已导致俄美关系严重恶化，安全形势与缔结《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时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华盛顿完全抛弃了我们两国当初同意建立合作关系（包括军备控制方面）所依据的所有共识和原则。

《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序言反映了我们致力于安全不可分割原则的一致立场，即任何人都不能以牺牲他人安全为代价加强自身安全。这一原则在筹备和发动乌克兰冲突的背景下遭到了践踏。那里（序言中）还记录了俄罗斯和美国在信任与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关系的承诺，但现在还有什么信任可言呢？大家都心知肚明。

事实上，美国早就把赌注押在了实现军事优势上，力图确保自己能够“放开手脚”，并一步步瓦解整个军备控制协议体系：《苏联和美国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开放天空条约》。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了《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本身上，因为美国为这些条约的履行制造了令人无法接受的条件。

我要提醒大家的是，正是美方当初以军事政治背景不利为由，“冻结”了双边战略对话。2022年秋，他们取消了我们已经准备好举行的一轮对话。

然而就在不久前，他们又突然想起了核军备控制的重要性，并开始向我们发出一些“信号”，包括您刚才提到的那份文件，声称他们有意愿就这些问题恢复对话。此外，他们还建议，应当将有关战略稳定的谈判与总体的军事政治背景分开。而这种背景，正如你们每天都能看到的，是对我们不可调和的敌意。他们处处诋毁我们，把我们称为侵略者，要求我们退回到1991年的边界，不再纠缠“可怜的”、民主的乌克兰。他们承认，所有这些都是他们做的，但他们建议，在继续这样做的同时，坐下来谈谈限制战略武器的具体议题以及整个战略对话的议题。

前段时间，他们提出这个话题，完全是为了恢复核查和造访我们的核设施。与此同时，他们给乌克兰人提供武器，借助这些武器让我们的战略轰炸机基地遭到炮击。这些人连最起码的礼貌都不懂，更不用说全面理解国家利益以及国际谈判中的可能性了。他们在这里连最基本的礼节都不遵守。这并不令我们感到惊讶。

如此看来，俄罗斯是他们的敌人，他们把我们宣布为敌人，但他们却又准备好谈论如何再次查看我们的战略核武库。他们说，这是另一回事。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在互相监督的口号下，试图以某种方式确保对我国核武库的控制，最大限度地降低因对我国施加军事压力而给自己带来的核风险。在西方，关于核大国之间可能发生直接冲突的讨论越来越多，然而这方面的遏制因素却越来越少。波兰人和英国人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应该训练一些北约部队，以便让他们进入乌克兰并占领那里的某些阵地。这是当权者发表的言论。

我们认为美国的想法是不可接受的。在谈论战略稳定时，他们毫不掩饰其计划将军事对抗的非核部分、非核力量“排除在外”。其目的显而易见——从而巩固“集体西方”在这一领域数量上的巨大优势。

在华盛顿主导的针对俄罗斯的混合战争背景下，我们不仅看不到任何在军备控制和降低战略风险领域采取额外联合措施的理由，而且总体上也没有与美国就战略稳定问题进行任何对话的基础。

从长远来看，我们并不拒绝这种想法，也不排除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现有分歧的可能性（我们从未排除过这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坚决、坚定地认为，这种可能性的前提条件是西方先要彻底摒弃全面破坏俄罗斯安全和我们利益的恶意方针以及公开表现出的对我国根本利益的不尊重。

未来任何有关战略稳定的假设性接触都需要美国愿意从与战略稳定相关的所有因素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而不仅仅是华盛顿特别感兴趣的那些方面。美国人从未倾向于对战略稳定问题进行如此全面的考虑。尤其在当前条件下，这更加不可能发生。

必须消除北约东扩在安全领域引起极其严重的矛盾。请允许我提醒各位，我们早在2021年12月就谈到过这个问题。确切地说，我们很久以前就谈论过这件事。2021年12月，我们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这些建议本可以防止当前的冲突，从而挽救欧洲的经济（而美国人现在正积极有效地“断送”欧洲的经济）。但正如你们所知，这些建议被拒绝了。

至于说到我们是否向美国人通报了这件事的问题，是的。我刚才概括描述的想法，我们都写在了纸上（就像美国人转交给我们的那些书面建议一样），并于2023年12月寄给了他们。我们警告华盛顿，这些评估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替代的。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含糊之处。

问：如果让您用一两个词来评价2023年的中俄关系成果，您会选择哪个词或哪几个词，为什么？您对今年的双边关系有何期待？

谢尔盖·拉夫罗夫：我在开场白中已经说过，正如两国领导人反复强调的那样，俄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的时期。在最高层通过的多项宣言中都写到，这些关系比以往理解的“冷战”时期的军事同盟更牢固、更可靠、更先进。

事实上，这反映了一个真实情况。在人类活动的任何领域，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都在蓬勃发展。

经济方面。去年，我们大幅超越了2000亿美元的目标，这种发展态势将继续下去。在西方不断摧毁其所推动的全球化的所有基础并诉诸制裁手段和其他非法措施的情况下，我们将转而采用不受西方任何影响的机制来发展我们的贸易和投资合作，这也将促进这一趋势。特别是，使用本币结算的比例超过了90%。我们与许多其他国家也正在发展这一进程。

发挥作用的不仅有俄罗斯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之间的峰会机制，还有政府首脑年度会晤机制。在这些会晤框架内，由副总理领导的五个政府间委员会开展筹备工作。我们与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建立如此广泛的高层合作机制。

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这一架构，使我们不仅能够沟通协调所实施的互利项目，还能为实现这些项目所需的工作提供持续支持。

我们每年都在文化、人文和教育合作领域举办活动。我认为这些关系于2023年3月在俄罗斯联邦设定的方针下有着很好的前景，当时习近平在再次当选中国国家主席后首次访问了俄罗斯，而后在2023年10月，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作为主宾出席了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今年已经商定了一系列活动，这些活动将在俄中伙伴关系和互动的所有领域继续提供最高层和高层的对话机会。

有许多词可以用来形容我们的合作。我不想现在选择一个、两个或三个词。也许“友谊”这个词是个例外。自古以来，“俄罗斯人和中国人永远是兄弟”。早在苏联时期就有过这样的说法。也许当时这句话有点儿刻意。后来，两国关系远没有朝着最好的方向发展。现阶段，作为文化和教育交流的一部分，我国公民（而且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以旅游或商务目的访问中国。他们不是在部委或其他部门层面，而是在与中国公民接触的过程中分享他们对交流的感受。俄罗斯公民用最美好的话语来描述相互之间的好感。

目前我们正积极推进中俄毗邻地区之间的跨境联系，这也促进了积极的发展趋势。

当然，还有一些经济和贸易问题需要解决，每个人都希望通过谈判获得更有利的条件。但在任何情况下，俄罗斯和中国的利益都会通过谈判达成一致。这为国际交流的其他参与者解决各种问题树立了典范。

问：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领导人近日互发严厉声明。阿塞拜疆与纳希切万之间的交通问题成为了“绊脚石”。巴库要求货物和人员在这条路线上通行时不受检查，否则就不在任何地方开放与亚美尼亚的边界。埃里温不同意这种言论。您对此有何评论？这种针尖对麦芒的交锋是否会阻碍巴库和埃里温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谢尔盖·拉夫罗夫：的确，最近几天，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领导人都在公开评论中提到了在阿塞拜疆主要地区和纳希切万之间建立联系的问题。亚美尼亚总理尼科尔·帕希尼扬曾说过，亚美尼亚坚决反对“赞格祖尔走廊”。

在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阿塞拜疆总统伊利哈姆·阿利耶夫和亚美尼亚总理尼科尔·帕希尼扬达成的协议框架内，从未讨论过这一问题。

2020年11月9日签署的停战声明中指出，该地区的所有经济和交通联系都将畅通无阻。亚美尼亚共和国保证阿塞拜疆共和国西部地区与纳希切万自治共和国之间交通运输的安全，目的是组织民众、车辆和货物的双向无障碍通行。对交通运输的管制由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边防局的机构负责。这是引述2020年11月9日以三方形式签署的文件中的一段话。

尼科尔·帕希尼扬说，他希望通过亚美尼亚的过境条件与从阿塞拜疆经伊朗领土到纳希切万的过境条件相同。坦率地说，我看不出这里有任何逻辑，对这些路线进行比较并不恰当。

在2021年成立的俄罗斯、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副总理级别三方工作组框架内，各方商定，在解封所有连接和所有路线时，任何此类解封路线经过的国家，完全保留在其领土上对它们的主权和司法权。

在2023年6月举行的副总理级三方工作组会议上，他们同意重新恢复这种交通，首先从铁路运输开始。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在埃里温进行访问时也同意并讨论了这一问题。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峰会“间隙”，与亚美尼亚总理尼科尔·帕西尼扬举行了单独会晤。我清楚地记得，这件事收到了积极回应，但随后这一切又“消失”了。

我们很清楚，遗憾的是，这种对已达成的协议“出尔反尔”的情况并不少见。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阻碍了完成这些已经落实到纸面上的关于开放阿塞拜疆主要地区与纳希切万之间交通原则的协议。我们非常清楚，西方朋友的“好”建议在南高加索地区一直存在，这些建议有时会被这一进程中的某个参与者所接受。同样众所周知的是，西方的建议始终不是为了在利益平衡的基础上在该地区国家之间达成协议，而是为了推进他们的地缘政治任务。

我坚信，除了恢复这种交通，别无选择。三边协议中规定了其参数。这条路线经过亚美尼亚主权领土，由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边防局管制。另外，那里还原则上商定了从阿塞拜疆进入亚美尼亚和从亚美尼亚出境前往阿塞拜疆纳希切万的边境和海关管制程序。

问：最近几天，媒体上出现了一些关于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可能进行近乎直接谈判的文章。此外，还提到日内瓦被称为“可能适合双方的场地”。有这回事吗？莫斯科是否为此做好了准备？

谢尔盖·拉夫罗夫：传言就是传言。大家都很清楚，能够决定何时停下来并开始认真讨论结束当前冲突现实条件的不是乌克兰。这意味着放弃纳粹意识形态、纳粹言论、对与俄罗斯有关的一切事物的种族主义，以及加入北约。所有这些并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保持乌克兰人作为一个独立、拥有自我认同的民族不可或缺的条件，而不是执行某人的“命令”，让俄罗斯陷入动荡。

我们需要与西方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已经提到了2022年4月西方是如何禁止乌克兰签署协议的。同样，西方现在也没有兴趣开始任何谈判。可以完全肯定，“下达命令”的是华盛顿。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达沃斯说，他目前看不到就乌克兰长期停火，而不仅仅是就解决方案进行谈判的前景。他们根本不想谈解决方案。有时，好像弗洛伊德式口误似的，他们偶尔会冒出宣布停火的话题，但实际上是为了用武器给乌克兰“打气”，就像他们利用《明斯克协议》一样。

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也在同一个达沃斯会议上，利用好面部表情（尽管不像在“95-街区”时那么生动）详细谈论了《明斯克协议》。他指责俄罗斯和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本人“窃取”了13年的和平。他直截了当地声称，2014年之后（当然，当时一切都是由“莫斯科政权”挑起的，正如他们所说，并没有发生任何政变，而是立刻就发生了“吞并克里米亚”——一切都被颠倒黑白），德国和法国做出了巨大努力，以《明斯克协议》的形式达成了过渡解决方案，而弗拉基米尔·普京似乎把一切都“搞砸了”。真是令人震惊，一个人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

众所周知，首先，《明斯克协议》并非过渡阶段，该协议意味着彻底“终结”这个问题，并得到了联合国安理会的批准。其次，正如你们所知道的，破坏这份协议的并非弗拉基米尔·普京。德国前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和法国前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就没有尝试过让这份协议生效。他们两人都承认，签署这份协议只是为了争取时间，以便让乌克兰做好战争准备。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已在公共空间被反复提及，许多政治家和记者都对这些事实进行了分析、讨论和评论。

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竟然毫无廉耻地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讲台上对国际社会撒谎。如何跟这样的人交谈，更何况，他那项禁止与俄罗斯谈判的法令尚未废除？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在评论这个问题时说，首先要废除这项法令，然后我们再看。

问：阿塞拜疆总统伊利哈姆·阿利耶夫在接受采访时针对埃里温发表了咄咄逼人的言论，亚美尼亚总理尼科尔·帕希尼扬称这是对谈判进程的打击，而其外交部长阿拉拉特·米尔佐扬则宣布对话出现倒退。您对埃里温与巴库之间的谈判进程有何评价？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什么？

俄罗斯与亚美尼亚关系中的问题是否已经得到解决？有进展吗？

谢尔盖·拉夫罗夫：关于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和解问题，我们不应为评价俄罗斯、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三国领导人在2020-2022年签署的三边声明的重要性感到难为情。我刚刚谈到了其中的一项声明。

令人痛心的是，一项对亚美尼亚真正有利的实事（即开通经过休尼克州的路线）仍然“停留在纸面上”。恕我直言，我认为主要原因是埃里温所持的立场。我不知道是谁给他出的主意。一旦欧盟、法国、德国、美国意识到，俄罗斯-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的进程在解封路线、划定边界、拟定和平条约等方面取得了成果，他们就会立即开始不请自来地介入这些进程。他们扮演了“搅局者”的角色。

2003年，俄罗斯联邦在解决德涅斯特河左岸的问题中发挥了调解作用。当时，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德米特里·科扎克负责这方面的工作。他与基什尼奥夫和蒂拉斯波尔商定了一份备忘录，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科扎克备忘录》。各方先草签了该备忘录，并定于次日上午举行签字仪式。但当时的摩尔多瓦总统弗拉迪米尔·沃罗宁致电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称欧盟禁止他们签署该备忘录，因为据称该备忘录的某些内容不符合欧盟的意愿。该协议是蒂拉斯波尔与基什尼奥夫之间的协议，而不是与欧盟的协议。德涅斯特河左岸问题本可以在20年前就得到解决。就像七年前，如果当时执行了《明斯克协议》，围绕乌克兰的局势本可以解决，但西方不允许这样做。

我有理由说，西方不愿意让埃里温和巴库在俄罗斯调解下达成的协议生效。我已经举了一个例子——经过休尼克州的公路。正是亚美尼亚现在难以按照《三方声明》的规定开放这条路线。埃里温提出了确保沿线安全的新要求。他们不希望俄罗斯边防军驻扎在那里，尽管这已写入声明并由总理尼科尔·帕希尼扬签署。他们不希望有中立的海关和边境管制，只想要自己来管制。这与之前达成的协议相矛盾。

我们还可以谈谈划定边界的问题。我们提供了服务，双方签署了关于成立划界委员会的协议，俄方将作为顾问参与其中。但我们并没有受到邀请。欧洲理事会主席夏尔·米歇尔已经宣布，划界问题将由欧盟处理，尽管（如果我学的地理知识没错的话）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都从未加入过欧盟目前领土上的任何联盟，而且欧盟也不可能有任何地图。俄罗斯联邦有地图。这对双方都适合，但却不适合想要从大洋彼岸划定边界的欧盟和美国。他们说，他们通过某种方式得到了苏联总参谋部的地图，还说，“不需要俄罗斯人”。这看起来很奇怪。都是成年人，却还在玩“谁更重要”、谁能在国际舞台上赢得更多分数的游戏。可悲的是，西方自私自利的野心阻碍了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根本利益的实现。

至于说到俄罗斯与亚美尼亚的关系，我们从来都不是两国关系“降温”的始作俑者。是的，我们还记得，许多亚美尼亚的现任官员，在他们还是反对派的时候，就曾在各种政治进程和竞选活动中呼吁退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欧亚经济联盟。尼科尔·帕希尼扬上台后，我们在两国关系中从来没有过丝毫想要疏远埃里温的冲动。双方在经济、能源、社会领域和军事政治事务等方面的一切，都发展得与他的前任一样。

2022年，在埃里温举行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会议上（我亲自参加了谈判），部长们商定了一份关于向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边境派遣该组织观察员的文件。但埃里温的高层官员表示，他们无法签署该文件。而几乎同时，欧盟的一个代表团也前往了那里。这是亚美尼亚领导层的选择。

欧盟代表团开始积极关注我国驻亚美尼亚边防军的工作，但他们采用的不是加强信任的方式，而是试图“打探”发生了什么，在哪里发生的，俄罗斯的情况如何，俄罗斯正在那里做什么，面临着哪些具体任务。这同样是众所周知的。

我们与亚美尼亚朋友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多次表示，如果欧盟代表团对他们而言更亲近，那为什么不能同时邀请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代表团呢？我们知道他们回答。他们认为问题在于，集安组织令亚美尼亚“失望”，因为该组织没有谴责阿塞拜疆。但是，如果我们回顾冲突的历史，那么在从开始到现在的每一个“转折点”上，双方都会积累许多显然无助于取得进展的“行为”，我们在此过程中会走得太远。

要么我们寻找罪魁祸首并拒绝当前获得帮助以加强边界的真正机会，要么我们与西方同行合作。亚美尼亚公开表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令人失望，俄罗斯也令人失望，但西方——没有。这是亚美尼亚领导层的选择。

我们的社会、政学界和媒体都对这个问题发表了看法，他们畅所欲言。由于一些言论，亚美尼亚政府甚至将一些俄罗斯联邦公民宣布为persona non grata（不受欢迎的人），这使盟国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不同寻常的发展。

还有一件事是关于国际刑事法院的。我们坦诚、友好地提出建议，怎样做才能在签署《国际刑事法院规约》时，在不采取这一有争议步骤的情况下，实现为加入国际刑事法院宣布的主要目标。我们保持着联系，并始终对进行对话持开放态度。众所周知，西方公开表示必须将俄罗斯从南高加索地区“清除”出去。我们没有听到过埃里温发出任何反对的声音。

我们提议更加积极地发展南高加索三国（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与其三个近邻（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之间的合作机制。我们举行了若干次会议，亚美尼亚代表也参加了会议。假以时日，这个机制将大有可为，因为它不受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该机制独立于目前华盛顿与其布鲁塞尔同行正一起为维护霸权而推动的地缘政治“博弈”之外。

我要强调的是，我们对待亚美尼亚人民的态度是热情的。我们相信，历史会让一切回归正轨，但我们无法独自解决所有问题。我不想用那句老生常谈——探戈需要两个人来跳。亚美尼亚有更加激烈的舞蹈。

问：俄罗斯官员一再指出莫斯科，特别是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局势正常化方面所做的努力。阿塞拜疆总统伊利哈姆·阿利耶夫近日表示，是弗拉基米尔·普京帮助恢复了南高加索的和平，而不是法国总统埃玛纽埃尔·马克龙。这是否增加了巴库和埃里温在俄罗斯平台上签署协议的可能性？莫斯科是否会采取某些措施来中和西方的行动？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希望阿富汗摆脱国际孤立。引发这一希望的原因是哈萨克斯坦将塔利班从被禁组织名单中删除。阿富汗有机会摆脱外交孤立吗？在也门问题上能否启动类似的进程？包括承认胡塞武装，因为他们多年来一直实际控制着也门的首都和主要领土。

谢尔盖·拉夫罗夫：说到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巴库和埃里温的和解中发挥了作用，而不是法国总统埃玛纽埃尔·马克龙。协议是由俄罗斯、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三国领导人签署的。我没有看到埃玛纽埃尔·马克龙的签名。就像其他三方协议一样——俄罗斯-亚美尼亚-阿塞拜疆。

这些协议开始实施后，我们建立了关于解封路线、划定边界以及制定和平条约的机制。就在那时，欧洲人和美国人开始积极介入这一进程。甚至还发生过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在2020年11月及之后签署的文件中，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领土被定性为俄罗斯维和特遣队的责任区。三国领导人达成了一项谅解，即仍需就地位问题继续进行谈判，以最终商定该问题。

2022年秋天，在布拉格举行的欧洲政治共同体会议上（我们和乌克兰人没有被邀请，但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参加了会议），埃玛纽埃尔·马克龙和夏尔·米歇尔提议埃里温和巴库举行会谈，这让我们感到非常惊讶。随后，他们批准了一份文件，其中指出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完全按照1991年《阿拉木图宣言》承认彼此的领土完整。该宣言指出，所有新独立国家的边界都与苏联加盟共和国的行政区划一致。也就是说，卡拉巴赫处于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的边界内。

我们不知道他们起草的是这样一份声明。当它被宣布时，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并告知了埃里温和巴库）——关于卡拉巴赫的地位问题已由亚美尼亚总理尼科尔·帕希尼扬本人“彻底解决了”。当时埃玛纽埃尔·马克龙也在场。我无法再想象谁扮演了什么角色。但我们的西方同行想要的是，只能在他们的领土上签署和平条约，这是事实。而阿塞拜疆愿意在俄罗斯领土上签署和平条约，因为那里是为停止冲突和就解决所有问题建立互动体系而努力的起点，这也是事实。我不知道埃里温在多大程度上为此做好了准备，尽管相关信号早已送达亚美尼亚首都。

至于说到阿富汗，那里有一个事实上的政权，该政权控制着局势。是的，该国仍存在一些紧张局势和抗议活动，但总体而言，塔利班控制着政权。俄罗斯大使馆几乎是唯一一个从未停止过在喀布尔工作的大使馆。我们与塔利班保持着定期接触，包括就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讨论，以便他们成为一个能够得到充分认可的政府。这首先是履行自己的承诺。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包容性的政府，不仅要有普什图族和其他群体的代表，而且还应当具有政治包容性。尽管有普什图人、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哈扎拉人，但在政治上他们都是塔利班。在这方面，那里依然存在着反对派：前总统哈米德·卡尔扎伊、政府前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阿卜杜拉仍生活在那里。我们积极建议塔利班邀请其他力量加入统治架构。

第二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该国北部有一个“民族抵抗阵线”，同他们也需要“搭桥”。这个过程并不容易。在阿富汗，从来没有什么事情是简单的。

我们就在那里，我们与正在发生的事情没有一刻中断过联系，我们与事实上的领导层保持着沟通。这有助于我们开展工作，包括推动那些能够为阿富汗人建言献策的外部机制：“莫斯科模式”、“四方”机制（俄罗斯、中国、巴基斯坦和伊朗）。我希望巴基斯坦和伊朗的“相互恭维”不会妨碍该机制的工作。

至于说到哈萨克斯坦的决定，阿斯塔纳曾明确表示，将“塔利班”运动从恐怖主义组织名单中移除的决定，并不意味着外交承认。这一切都是相对的。即使是联合国安理会也对被列入恐怖分子名单的“塔利班”成员保留了一个特殊条款，即如果涉及的是就关于和平解决的谈判进行接触的问题，则允许这样做。我不想过于深入地讨论这个问题，最主要的是“现地”的现实。而现实就是：塔利班现在控制着阿富汗的生存命脉。

关于也门问题。经过多年之后，在沙特阿拉伯的倡议下，开始了与胡塞武装的接触。这些接触已经开始取得成果。我很难说恢复谈判的现实性有多大，以及何时可能实现。现在最重要的是停止对也门的侵略。美国人和英国人轰炸得越多，胡塞武装就越不愿意谈判。这是我们盎格鲁-撒克逊同行的“风格”。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先到处“把水搅浑”，然后看看他们如何能够从英吉利海峡和大西洋彼岸，做出促进伦敦和华盛顿自私利益的勾当。

问：今年是列宁格勒解除封锁80周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困难和最悲惨的时期之一。俄罗斯一直努力尽一切可能为所有受困于封锁的人们提供帮助和支持，无一例外。不久前，《俄罗斯报》公布的数据显示，超过5万人收到了周年纪念捐款，包括生活在欧盟国家的人。

德国在支付个人赔偿方面一直采用双重标准，他们编造各种借口，只向被封锁的犹太幸存者支付款项，当然，这些人完全有权获得这笔款项。但柏林多年来一直拒绝向在封锁中幸存的其他守军和城市居民支付赔偿。您对此有何评论？

谢尔盖·拉夫罗夫：我们多年来一直在处理这个问题。当柏林开始向被封锁的犹太人支付一次性补偿时，我们确信这是不公平的，并向德国同行提出了这个问题。

当时的外交部长是现任德国总统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我们曾多次与他讨论此事。我向他解释说，当时的人们都在受苦受难、垂死挣扎、互相帮助，与国籍无关。那里有俄罗斯人、鞑靼人、犹太人——各种民族都有。他的回答是：犹太人得到了补偿，因为有一项法律规定他们有义务补偿大屠杀的受害者。而其他在列宁格勒死去的人——他们不是大屠杀的受害者。

这样处理问题的荒谬性显而易见。我于是向他解释，封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伟大卫国战争中的独特现象。那些幸存下来的人、吃猫肉、煮靴子、埋葬其他人的人之间是没有区别的。我们想让德国人感到羞愧，但没有用。我们听到的回应只是：因为关于大屠杀的法律允许支付赔偿金，所以他们这样做。如果他们向那些不属于“大屠杀受害者”的人支付赔偿金，那么他们就会收到更多的申请。我建议他为列宁格勒被封锁的幸存者制定一项单独的法律，以便事情能够清晰明了，这样就不会有人提问题了。但他们没有这样做。

最终，柏林提出了在圣彼得堡建立一个封锁老兵之家和一个俄德文化中心的想法，各界人物可以在那里会面和讨论。我回答说，这对通过民间社会促进两国关系来说是件好事，是件有益的事，但这并不能解决封锁幸存者们的问题。即便他们对访问这些机构感到满意，但绝大多数封锁幸存者并不在圣彼得堡，而是在国外（主要在波罗的海地区，但也不只是在那里）。我们在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提出这个问题时考虑的就是他们。但是完全行不通。

我们甚至试图鼓励社会组织，让他们通过自己的渠道与德国人谈谈。我们还曾向欧洲犹太人大会和以色列求助。我们明确表示，声援那些与犹太人一起在绝对同样难以忍受的条件下幸存下来的人，符合特拉维夫的利益，但那里也对推动这个话题没有兴趣。

此外，我们还发现，由西班牙人组成的、在纳粹德国一方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包括封锁列宁格勒）的德国陆军“蓝色师团”的退伍军人，以某种匪夷所思的方式从德国政府那里领取补贴，而我们那些被他们折磨过的封锁幸存者却处于这种境遇。

历史遗忘症已经在联邦德国的统治集团中蔓延开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纪念馆的展品，以及那些曾由德国、俄罗斯和苏联专家共同设计的展览，都在重新“格式化”，以消除苏联和俄罗斯在这些事件中的痕迹。这涉及的不仅是在前纳粹集中营遗址上建造的纪念建筑群，还包括著名的柏林卡尔斯霍斯特德俄博物馆（无条件投降书就是在这里签署的）。

我们正在目睹战后德国社会建立起来的观念逐渐退化，这种观念曾经赢得了世界的尊重。现在，那些本该被遏制的本能开始蠢蠢欲动，这令人不安。

问：有消息称，在审理南非控诉以色列种族灭绝的案件中，德国是第三方。德国政府就此评论称：“鉴于德国历史和纳粹大浩劫期间的反人类罪行，德国政府尤其致力于联合国《灭绝种族罪公约》”。因此，他们“坚决并明确反对国际法院对以色列提出的种族灭绝指控”。德国充当了以色列的律师，而不是中立的第三方。他们也因此受到了纳米比亚的批评，纳米比亚在20世纪初曾是种族灭绝的受害者，这一罪行在1985年受到联合国的谴责。

苏联及其人民比其他所有人都更加艰难地承受了纳粹德国企图实施的有关屠杀或迁移3100万人的骇人听闻的“奥斯特”计划（又译“东方”计划——译者注）。现在我们看到，柏林越来越多地为纳粹主义辩护。您的德国同行安娜莱娜·贝尔伯克近日表示，她祖母的丈夫参加了“柯尼斯堡保卫战”。德国总理奥拉夫·舒尔茨认为，德国现在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

俄罗斯是苏联的合法继承者。为了将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从法西斯主义手中解放出来，我国的多民族人民付出了最惨重的牺牲、做出了最大的贡献。俄罗斯计划采取什么行动、用什么来对抗欧洲的“潮流”？

谢尔盖·拉夫罗夫：这反映了西方社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并本应受到神圣守护的基础正在退化。有人说，改朝换代了，这代人不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怖。但是，这并不能免除西方国家政府，甚至任何其他国家政府的责任，即必须防止的不仅仅是遗忘，还要防止那些构成酝酿第二次世界大战基础的意识形态的回归。我们对德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难过。

德国相当拙劣地解释了其在联合国国际法院就南非指控以色列一案作为审理方的决定。这种解释实在奇怪。他们说，他们自己就是种族灭绝的参与者和组织者，所以他们要为那些被指控犯有种族灭绝罪的人辩护。我在这里看不到任何逻辑。

在全面解决中东问题的背景下确保以色列的安全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但是，这里存在双重（甚至三重）标准。在亚伊尔·拉皮德担任以色列总理时，他对我们的特别军事行动说了各种各样的话：滥用武器、让无辜平民遭受苦难是不可接受的，涉嫌犯下战争罪。

几个月后，已经是另一届的以色列政府在回应对滥用重武器、平民伤亡人数（尤其是儿童）空前之多的广泛批评时称，“这是战争的悲剧”。事实的确如此。在特别军事行动进行的两年中，平民伤亡的人数也没有那里三个半月的数量多。但一个是战争罪，另一个却是战争悲剧。他们应当明确立场。

有战争法，它必须得到遵守，有载入多项公约的国际人道主义法。俄罗斯军队在开展特别军事行动时，严格遵守这些规则和准则。我们有针对性的打击目标是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以及与其相关的基础设施和其他设施。早已众所周知的是，乌克兰人将自己的武装部队部署在民用设施中，并在居民区安装防空系统。这种情况经常发生。这意味着他们的“做法”就是要挟平民，把他们变成“人肉盾牌”。这是国际人道主义法明令禁止的。战争法必须得到遵守。

我已经提到了美国退役将军和英国现任政客给乌克兰人的建议——尽可能积极地打击克里米亚。他们说，如果在前线无法取得任何进展，那就让俄罗斯人不得安宁，把克里米亚从地球上抹去，让人们无法在那里生活。

美国人经常被问及，他们对提供远程武器，然后这些武器被用于打击平民目标有何看法。代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杰克·沙利文和约翰·柯比称，乌克兰人自己决定要对哪些设施和目标实施打击。换句话说，你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乌克兰人确实在做他们想做的事。但他们，当然，是受教官指导的，首先是盎格鲁-撒克逊教官。我们知道这一点。当人们同样向杰克·沙利文询问有关加沙地带的行动时，据说有人问到：你们的武器被用来开展行动，导致数万人遭受苦难，数千人死亡，伤者更是不计其数，难道你们不会感到非常愧疚吗？他们回答说，他们在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时规定，这些武器的使用必须符合战争法，不得对无辜平民造成伤害。而在我们这里，却没有这样的附带条件。换句话说，基辅（从官方声明来看）并没有被要求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这就是双重标准。

回到有关德国和其他纳粹主义开始抬头的国家的话题上。您提到他们抹去了德累斯顿纪念碑上的碑文，尽管那上面甚至没有提到那是为了纪念在英美轰炸中受到伤害的人。根本没有提到美国和英国。而对于德国人来说，即使间接提醒他们的新主子（华盛顿，现在又加上伦敦）曾经发生过盎格鲁-撒克逊人惨无人道地摧毁城市的事情，似乎也是多余的。

这类似于日本的心态。日本是另一个与盟军作战的“轴心”国。在这个旭日东升的国家，现在的历史教科书对谁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只字不提。不仅如此，其教科书的相关章节还有这样一个双重标题：“广岛和长崎的核轰炸。(没有任何段落）苏联参战”。孩子们从视觉上立刻就被引导到了某些结论。

在这方面，当日本人定期分发联合国大会关于谴责和纪念广岛和长崎受害者的决议草案时，这些决议草案从未提及这是美国的所作所为，只是说有人在某个地方投下了核弹。

我记得，当列宁格勒被封锁幸存者纪念碑在耶路撒冷揭幕时，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出席了活动，法国总统埃玛纽埃尔·马克龙也参加了。那一天正值大屠杀死难者纪念日，也是苏联军队解放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日子。代表美国人发言的是时任副总统迈克·彭斯，这是一次“令人叹为观止”的演讲。正如他们所擅长的那样：他用他的美国口音带着满腔热情开始了他的演讲，他说，在长达数月、数年的时间里，人们在这个可怕的集中营里受尽折磨、被杀害、被放在火炉里焚烧，但是在1945年1月27日，士兵们来了，打开了大门。他只说了士兵，没有提到苏联士兵。但是，当一个美国人这样说的时候，许多不太熟悉历史的人就会理解为，这些当然是美国士兵。这种趋势是存在的。如何与之斗争？唯有用真相。通过积极主动地解释，通过各种形式向民众宣讲。我们将举办共同抵制新殖民主义论坛。我认为，公众也可以组织一个类似的论坛，讨论打击纳粹主义复兴的话题。我们愿意为此提供帮助。

这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围绕乌克兰正在发生的事情。在这里，马克西姆·格里高利耶夫和他的战友们揭露了基辅政权的本质。德国总理奥拉夫·舒尔茨、外交部长安娜莱娜·贝尔伯克、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和法国总统埃玛纽埃尔·马克龙说，他们必须支持乌克兰直到“胜利”，因为乌克兰正在为他们的欧洲民主价值观而战，并为之牺牲生命。你们有良知吗？读一读乌克兰已经通过的禁止俄语、教育以及一切与俄语有关的事物的法律，以及宣传纳粹主义意识形态和实践的法律。带着印有纳粹卐字党徽和党卫军师袖标的各种队伍在乌克兰各地横行。如果我们相信欧洲政客们的言论，那么现在这些就是欧洲的价值观。我们必须通过官方外交、民间外交和议会外交，以及（我非常希望）通过新闻界来与之作斗争。

问（译自英文）：让我们讨论一下选举问题。您已经担任自己的职务相当长的时间了，并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关系密切。您认为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会对这次选举的结果产生影响吗？

再过几天，我们将缅怀大屠杀的遇难者。就在这一天，苏联军队解放了奥斯威辛集中营，那里有儿童和老人。现在，儿童和老人在加沙被扣为人质，仅仅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俄罗斯将如何帮助他们获释？俄罗斯与哈马斯（世界上许多人认为哈马斯是恐怖组织）之间的关系如何？

谢尔盖·拉夫罗夫：您知道，特别军事行动早就对我们的国内生活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该行动空前地团结了我们的社会，并帮助净化了社会中的那些不认为自己属于俄罗斯、俄罗斯历史和文化的人。他们当中有人离开了，有人留下来并开始思考，但社会的绝大部分人都空前团结了起来。

我们有过一位伟大的讽刺作家米哈伊尔·日瓦涅茨基。不幸的是，他已经离开了我们。在他众多创作于二十世纪70年代的精彩作品中有这样一部“素描”，他曾写过一段关于苏联人民的独白。米哈伊尔·日瓦涅茨基说，我们的人民需要一场大战才能真正团结起来。这似乎听起来甚至带点幽默，但每个笑话中都蕴含着一定的道理。

西方在宣布对我们发动混合战争时的气急败坏，以及多年来无视我们提出的所有警告和建议（即在早先已经批准的原则和不扩大北约的基础上商定安全基础）的傲慢无礼——所有这些都遭到拒绝。他们认为，不关你们的事。他们还说，不要插手乌克兰与北约的关系！

不久前，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克劳斯在接受采访时说，战争始于2008年北约宣布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将加入北约之时。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和我都参加了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那次峰会。我清楚地记得，弗拉基米尔·普京问安格拉·默克尔总理和法国人：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回答说，是美国人和英国人要求他们这样做的。现在是他们在给欧洲“定调”。这令人羞愧。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大陆”大肆宣扬欧盟将争取“战略自主权”。我向你们保证，没有人会为你们提供这种“战略自主权”。

俄罗斯人民空前团结。当然，围绕特别军事行动及该行动期间所发生的一切都对社会产生了治愈作用，前线战士表现出英雄主义、无私奉献和自我牺牲精神，他们的家庭成员，与自己的亲人和我军休戚与共，在后方尽一切努力帮助我军取得胜利。

看看吧，我们的工业在制裁下是如何崛起的，不仅是军事工业，还有民用工业。与西方对俄罗斯发动的混合、全面侵略有关的许多因素都发挥了作用，这使我们认识到，我们现在应该如何生活。如果说上个世纪90年代还存在过“西方现已向我们敞开怀抱”和“民主将使我们所有人团结在一起”的幻想的话，那么现在这些幻想都已烟消云散。西方不可信。直到今天，西方想要的只有一件事——依靠别人生活，还要比其他所有人都聪明（自作聪明）。因此，影响是非常积极的。

关于您提的第二个问题。我已经就“1月27日”进行了评论，也说了西方是如何试图贬低或从历史中彻底抹去红军在解放欧洲、解放犹太人，以及拯救大屠杀幸存者方面的作用的。

至于说到加沙地带，我们立刻谴责了2023年10月7日针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我们对恐怖分子没有双重标准，但西方国家有。现在，他们正积极利用“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境内的基层组织实施破坏行动和袭击叙利亚武装部队。当美国决定推翻利比亚总统穆阿迈尔·卡扎菲时，他们正是与这些团伙积极合作并向其提供资金，后来这些团伙南下中非，进入撒哈拉-萨赫勒地区，至今都在恐吓这些地方的民众。他们非常清楚，“基地组织”是在美国人入侵阿富汗之后出现的，“伊斯兰国”是在伊拉克之后出现的，“努斯拉阵线”（现在被称作“沙姆解放组织”）是在西方对叙利亚宣战之后出现的。西方与这些组织合作是众所周知的。

对加沙地带平民和节日参与者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这些画面令人毛骨悚然。这是一次残暴和令人发指的袭击，我们当即对其进行了谴责。我们的出发点是，以色列（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是中东唯一的民主国家，应该按照民主国家的标准（理论上）给予回应。但是有美国和英国这样的“榜样”，很难确定对于民主国家而言使用什么样的战争手段是可以接受的。

我要坦率地说，以色列人在其国防部长、陆军司令和其他一些部长发表的声明中称，巴勒斯坦人不是人类，而是动物。就像乌克兰前总理阿尔谢尼·亚采纽克说过的，生活在顿巴斯的是“非人类”一样，还有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也说过他们不是人类，而是“生物”。还有各色叶尔马克、库列巴和波多里亚克等人声称，应该从肉体上消灭“俄国佬”。这是一个可怕的类比。我知道以色列政府中有极端主义者，他们不仅不代表以色列人民的立场，也不代表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整个政府的立场。但那些言论在西方，在这些“民主国家”，却没有在任何地方遭到任何排斥。同样没有遭到排斥的说法还有：加沙地带没有平民，三岁以上的人都是极端分子。这些话也都传开了，但也没有人做出反应。

当我们说必须停止暴力并建立巴勒斯坦国时，当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谴责2023年10月7日恐怖袭击的同时表示这些袭击并非“空穴来风”时，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对他说，世界组织和秘书长都是恐怖主义的帮凶，是时候让他下台了。

事实上，加沙的年轻人和儿童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出生的：70多年来，联合国大会承诺的巴勒斯坦国不仅没有建立，就连建立的机会也变得越来越微弱、越来越渺茫。这样的政策得到了美国的支持，而美国垄断了中东地区的主动权。所以现在，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达沃斯论坛上又再次重申，美国将继续掌权，而且据说这也是整个地区所希望的。

我记得，我们曾经与以色列外交部长（特别是阿维格多·利伯曼和齐皮·利夫尼）就巴勒斯坦建国问题进行过许多坦诚的、人与人正常交往的对话。我对他们说，根据我们的评估，在建立巴勒斯坦国方面缺乏进展是助长“阿拉伯街头”极端主义的唯一且最重要的因素。他们对此持怀疑态度。他们说，不，“是我把问题简单化了”，问题比这要深得多，这涉及到的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但事实证明恰恰相反。建立巴勒斯坦国陷入全面僵局的时间持续得越久，以色列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安全就越难以得到保障。这就是我们正在目睹的情况。现在，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欧洲人都在谈论开始推动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必要性。他们意识到，如果不这样做，局势就难以平息。但仅仅开始推动是远远不够的。应当聚集在一起，共同建立。必须要让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坐到谈判桌上。

不能给以色列人造成这样的印象：因为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了苦难，所以他们今天就可以为所欲为。是的，曾经发生过大屠杀。这是一种可怕的罪行。但苏联各民族人民也遭到了种族灭绝，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并不比其他人少。他们在各种各样的集中营里被灭绝，在列宁格勒是与犹太人一起被灭绝。按照这种逻辑，我们现在也应该可以为所欲为，被允许做任何事情。但如果我们想要维护国际法，这在系统性上是不可取的。

回到乌克兰的话题。我刚才列举了一些与所有欧洲价值观背道而驰的、令人作呕的法律——仇俄的、种族主义的、新纳粹的法律。欧洲无论如何都不会对这些法律发表评论，他们只是声称乌克兰在与俄罗斯的战争中捍卫了“欧洲价值观”。是的，欧洲人评论了少数民族法。但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取消对欧盟国家语言的所有限制，从而只将俄语完全置于受歧视的境地。我与那些在乌克兰存在其国家语言的同行进行了交谈，他们曾为不受少数民族法的限制而斗争。他们在与我的交谈中确认，他们说，是的，他们一定会参与进来，然而什么也没有发生。他们对俄语毫不在乎。也许，甚至恰恰相反，他们希望俄语被“关”在“围栏”里，并逐渐缩小俄语的使用空间。欧洲人就是这样。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基辅也被允许做任何事情。这种纵容体现在其所做的每一件事上。有些事情是美国人不喜欢的。他们尝试着在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提出一些批评，但总的来说对乌克兰是完全放任的。我已经举过一个例子，当有人提出应该启动基辅加入欧盟谈判进程的时候，塞尔维亚已经排队等待了几十年，土耳其也等了大约四十年。而“这一位”却不用排队，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纳粹分子。没有人会这么说，但如果你看清局势的本质，就是这样。他甚至可以在监狱里将美国人折磨和拷问致死。所有人都闭口不言。玛利亚·扎哈罗娃已多次对此发表评论。他可以为所欲为。

看看当他们的公民被捕时，他们是如何大惊小怪的。然而这里一个字都没有，他们连一根手指头都没动过。让我得出结论吧，纵容一切是通往灾难的道路，这已经出现在当今乌克兰政权的大脑中。他们正在把整个国家带向那里。

玛利亚·扎哈罗娃：既然意大利媒体用了这么多时间来关注打击新法西斯主义的话题，我认为，他们很快就会有关于新法西斯分子在罗马市中心举行示威活动的报道。我们暂时还没有在意大利媒体上看到这些报道，但还是有希望的。

问：“冷战”期间，苏联外交解决过许多棘手的问题。可以说，现在它正在经历第二轮考验。北约正在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包括在白俄罗斯边境地区。据称，这些演习被视为北约向莫斯科展示其备战状态的关键部分。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将如何阻止北约的侵略？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外交官们将如何采取行动？现在通过外交手段“缓和”这场冲突现实吗？

谢尔盖·拉夫罗夫：上帝保佑，但愿不会发生冲突。但如果西方的自杀逻辑占了上风，我向您保证，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人民将并肩捍卫自身的独立和利益。这是毫无疑问的。为此我们拥有一切必要手段。

至于说到外交，我已经就《进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背景下的俄美关系进行了评论。我认为这里没有外交存在的余地。当他们联系我们的时候，我们做出回应。但我们会根据他们的提议，考虑这是否符合我们的利益。

我举个例子。一个主要的欧洲（非英语国家）大国邀请我们的大使去外交部，并开始对他说，他们说，我们的关系，确实“不怎么样”，而且也不大可能会改善，但是，他们说，俄罗斯已经加强了其在非洲（在中非共和国、布基纳法索、尼日尔、乍得等国）的地位。而他们在那里的地位却削弱了。于是他们就说，让我们见个面，讨论一下，看看我们能否在这里共同做些什么。我没有开玩笑。这种恬不知耻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还说，你们仍然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会在公开场合用其他一切可能的方式“打击”你们，但你们会以某种方式帮助我们加强在非洲的地位。永远不会有这样的谈判。

美国人也是一样。我已经讲过，他们说，让我们讨论一下，他们将如何根据《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在对等的基础上对我们进行检查。他们说，他们明白，其他所有事情都是“一片黑暗”，已经“触底”。所以他们说，那就让其他事情都保持原样吧：我们还是会互相批评，互相“攻击”。但他们想谈谈对俄罗斯核设施进行检查的事情。美国人在指望什么？我一直认为，在外交机构工作的都是些聪明人。但事实并非总是如此。

由于预料到会发生与您刚才所提问题类似的情况，我随身携带了一本“指南”，这是我们欧盟国家的朋友转交给我们的，其内容是如何与俄罗斯外交官打交道。在每个设有欧盟代表处和俄罗斯大使馆的首都都有这个小本子。必须严格遵守它。其内容如下：“欧洲外交官应避免与俄罗斯代表进行双边接触，不得参加俄方组织的任何活动。此项规定也适用于11月4日、2月10日（外交官日）、2月23日、5月9日（请注意反纳粹主义的问题。不能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和6月12日（俄罗斯日）的节日招待会；不得邀请俄罗斯外交官参加欧盟管理机构和代表处以及欧盟成员国外交部组织的活动和招待会；欧洲外交官不被禁止出席预计会有俄方参加的第三国活动（谢天谢地）；可以参加由主办方组织的集体摄影活动（真是慷慨），但与此同时，应避免与俄罗斯代表直接接触，最好事先通知接待方，必须避免欧洲代表团和俄罗斯代表团在集体合影和正式会议上位置相邻。”这就是对您提出的关于我们如何评估谈判前景的问题的回答。不能一起拍照！照片的确很受重视。在达沃斯成功举行“乌克兰问题”会议（正如他们试图描述的那样）的主要结果是，拍照的人比上次会议多。这就是西方外交评价其努力的所有标准。

问：欧洲的制裁对欧亚经济联盟的发展有何影响？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已经签订了“联盟国家”条约。去年，哈萨克斯坦总统卡西姆-若马尔特·托卡耶夫询问过哈萨克斯坦能否加入这个“联盟国家”，以及加入需要哪些条件。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并不反对。是否有这样的想法，即不仅是在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之间，而且与前苏联其他国家也建立“联盟国家”？

谢尔盖·拉夫罗夫：关于欧亚经济联盟在当前条件下正在采取哪些措施，我“不方便”列举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和米哈伊尔·米舒斯京总理召开会议时详细讨论的所有事项。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确保在我们国家的关键领域（我们的安全、经济、社会领域）不会以任何方式依赖那些已经证明自己是完全不守信用和不可靠的合作伙伴，他们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在经济领域背叛我们，就像他们随时准备在政治和整个生活方面这样做一样。

至于说到“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联盟国家”——这是欧亚经济联盟的旗舰，它为欧亚经济联盟今后工作的许多领域设定了基调。

我没听说过哈萨克斯坦对加入“联盟国家”有任何兴趣。

问：您对阿根廷拒绝加入金砖国家有何看法？

今年如何加强与拉美的关系？尽管您在2023年访问过拉美，但如何能使与古巴、委内瑞拉、尼加拉瓜和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关系得到加强？您已经提到了议会之间的会议，是否存在其他形式可以加强与拉美的关系？

谢尔盖·拉夫罗夫：关于阿根廷的声明，这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决定，该国曾受邀加入金砖国家，邀请是在前任政府和总统执政时发出的。在向他们发出邀请后，阿尔韦托·费尔南德斯总统表示，新总统将在选举后做出最终决定。这是众所周知的。他们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这不是拒绝加入，而是解释为什么他们现在还没有准备好。我们对此就是这样理解的。我认为，当哈维尔·米莱总统的政府“适应”并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他们将有更加充分的理由最终确定自己的立场。

金砖国家越来越受欢迎。我们已经收到约30份希望与该合作机制建立某种关系的申请。现阶段，我们将集中精力，确保新成员尽可能顺利地参与共同工作，并使我们所有人都能继续向前迈进。

总体而言，我们与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都保持着积极的关系，我们建立这些关系与哪里是“左翼”政府、哪里是“右翼”政府无关。应当与所有希望从基于平衡相互利益的合作中获益的国家一起工作，这样的国家占绝大多数。

去年，我不仅访问了您列举的那些国家，我还去了巴西。我将再次前往巴西，今年二月底将在那里举行“二十国集团”部长会议。我们计划在此次出访期间访问其他一些拉美国家。

此外，我们还在俄罗斯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之间建立了联系。俄罗斯部长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三国（或四国）举行年度部长级会议是一项传统。疫情大流行打乱了这个计划，现在我们打算重新恢复这一做法。

我同意您的观点，即“拉美-俄罗斯”模式不仅应在议会层面发展，也应在行政部门发展。我们现在正在从事这项工作。

问：您认为美国总统大选后，华盛顿的对俄政策会发生变化吗？

谢尔盖·拉夫罗夫：这个问题不应该问我，而是应该问那些将由美国人民选出来的人，前提是选举将是公平的。

问：今年是本报创刊120周年。您也有一个周年纪念——担任外交部长20周年。鉴于此，我想问一下有关塞尔维亚的情况。科索沃将会有怎样的命运（包括政治命运）？西巴尔干地区会发生什么？

一个半月前，您去了斯科普里。在那里，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外交部长对您表现出了不尊重。您当时准备好谈论和平，为的是避免战争升级。您现在的角色是什么？您愿意交谈吗？我听说，您已经与他们进行了交流。

为了与这些人交谈，也为了实现和平，我们的《贝尔格莱德报》提出了一项建议，我们建议您和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一起来贝尔格莱德开启对话。

谢尔盖·拉夫罗夫：关于科索沃，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和区区在下在与塞尔维亚领导人会晤时总是说，我们现在支持、以后也将支持塞尔维亚人民和领导人选择的立场。我们看到塞尔维亚人是如何被欺负的。

如果我们谈论科索沃问题，那么早在2013年，在欧洲联盟的斡旋下，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之间就已经达成了关于建立科索沃塞族城市联盟的协议。该协议对所有细节都做出了规定：他们拥有哪些权利、他们如何组织自己的生活、如何提供执法职能、语言、教育、学校、教堂。10多年过去了，什么都没有改变。欧盟将此协议作为其最伟大的外交成就之一，但协议的执行陷入了僵局，久拖不决。欧盟无能为力。他们所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欧盟为了迎合阿尔宾·库尔蒂“总理”和普里什蒂纳，产生了改写关于科索沃塞族城市联盟协议的想法。他们改写协议的方式就是为了使塞族人在科索沃北部不享有任何权利。他们要让这些权利都变成人为臆造的，而真正的权力应属于阿族人。欧盟应当感到羞耻。因为他们在2013年就“敲锣打鼓”地庆祝，他们说，我们做到了——科索沃问题已经解决。然而根本就没有这回事。

现在，就像在任何其他问题上一样，当需要执行协议时，他们会“倒向”在这个特定情况下更接近他们的一方。科索沃的阿族人与他们更接近。因为他们已经宣誓效忠，他们想要加入北约。他们到处都想“加入”，并将忠实地遵从欧盟的指示。除非巴尔干地区的阿尔巴尼亚问题以后不会“爆发”，否则就会出现问题。

直到今天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使用“西巴尔干”这个术语。为什么是西部的巴尔干？毕竟没有东部的巴尔干。

阿尔巴尼亚因素很重要。您提到了马其顿，直到今天，马其顿议会的议长还坐在摆放着阿尔巴尼亚国旗的桌子旁。马其顿的国旗也立在某个地方，但阿尔巴尼亚的国旗就在旁边。但这是另一个话题。

至于说到斯科普里和欧安组织部长级会议，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像您说的那样无视我。我认为他们只是跑掉了，他们在我到达之前就离开了那里。

我不认为在沟通方面有任何问题。一年半前，我奉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之命代表他出席了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二十国”集团会议。会议进行到一半时，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通过他的助手提议我们在会外私下谈一会儿。我同意了，并走了出去。我和他站在那里谈了大约十分钟。我先听了他对我说的话，然后回答了他。我没有听到什么新内容，又是告诫需要了结乌克兰问题。没什么新东西。

这就是问题所在，当他们提出要进行接触时，几乎在所有外交谈话中，根本听不到任何与我们西方同行的公开声明不同的新东西。

关于在贵平台进行访谈的事情。老实说，我认为这没有多大意义，这不会令人感兴趣。它只会充斥一些口号。我了解安东尼·布林肯的演讲，我可以想象得出这一幕。重要的谈话不应该在公共场合进行。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内容上，他们都完全没有做好准备。

问：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教导我们，“存在只有在面临不存在的威胁时才开始存在”。例如，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当时美国人向我们的B-59号潜艇投掷了深水炸弹。潜艇的指挥官以为战争已经爆发，于是准备用一枚核鱼雷打击美国舰队。只是机缘巧合，他才没有这么做。

鉴于此，西方拒绝了我们2021年12月15日的安全提议，您是否认为这一事实会让我们的整个局势以危机2.0版的形式重蹈古巴导弹危机的覆辙？

谢尔盖·拉夫罗夫：这个话题最近在各种脱口秀节目和政治学“聚会”上讨论得很多，这是最引人注目的话题之一。我们的国际知名学者都在对这个话题发表看法，撰写论著，探讨我们接下来应如何避免陷入核战争。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在另一方那里恢复基本的恐惧感，因为据说他们现在没有这种恐惧感。

我在这里看到了几个参与者。假如西方每个负责政策的人都能独立表达意见，我想情况会有所不同，但他们都是“被排成一队”。美国人和（在很大程度上）英国人指挥他们“排队”。

我举过一些例子，伦敦实际上一直在唆使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轰炸俄罗斯联邦任何地区的任何设施。曾指挥美国驻欧洲军队的前美国军官（本·霍奇斯和菲利普·布里德洛夫）声称，应该摧毁克里米亚赖以生活的一切，让俄罗斯舰队无法呆在那里。美国人就是在前几天说的这番话。假如能钻进这些人的脑子里一定会很有意思。我想看看：他们是挑衅者，还是认为我们的“膝盖会发抖”？没有人制止他们。

所有人都只说弗拉基米尔·普京在用核弹做威胁（尽管他从未说过这样的话），这与欧洲人和美国人不同。然而德国人说过，弗拉基米尔·普京应该知道，他们北约也拥有核武器。这话说过很多次。英国人，他们之前那位女首相也说过，她会毫不犹豫地按下“按钮”。但不要怕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这一点。应该多读读丘吉尔的书，他写过一句关于俄罗斯熊和如何对待俄罗斯熊的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