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07月30日
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在“克意思领土在克利亚济马河”全俄青年教育论坛上的讲话和答问，弗拉基米尔州，2018年7月30日
大家中午好，
说实话：从直升飞机上下来，走在各种木质的桥面上，让我们感到再次来到这里十分地惬意，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正如人们常说的，这是个“可以祈祷的地方”，充满了神奇的能量。而这一切都是组织者们——俄罗斯联邦青年事务署和弗拉基米尔州——以及所有协助保持营地的良好状态，并对其进行不断改进的人们的功劳。当然，这也是那些在“克意思领土在克利亚济马河”进行轮班工作的人们的功劳。
我要再说一次，我很高兴与那些对外交政策感兴趣的人们进行交流。我们非常重视民众（包括青年在内）对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对外政策方针所给予的支持，我们也正在尽己所能地努力贯彻执行。毫无疑问，我们执行的所有任务，其根源也都在于此：我们努力创造最有利的外部条件，目的是为了国家的发展，也为了我国的公民，能够生活得更好，当他们离开祖国环游世界的时候，能感受到安全和平等。
世界局势非常复杂。我不想再对此冗述。如果你们研究一些政治话题，那么肯定对正在发生着的事情会有所感悟。
简而言之，建立我们称之为 “多中心世界”的客观进程，必然会出现新的经济和金融力量，当然，政治影响也会随之产生。这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金砖国家的罕见现象就是这个过程的具体表现之一。就在几天前，该组织在约翰内斯堡的峰会闭幕，期间通过了所有五个国家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的一系列确认文件，而这些问题都是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所积极推进的，譬如：捍卫国家法、国际准则，捍卫《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包括尊重国家主权和平等、确保只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和冲突、不允许绕过《联合国宪章》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等等。
当然，当世界体系和经济、金融格局发生了如此客观变革的时候，并不是所有人都满意。我们的西方伙伴（他们可以被理解）几百年来主宰着世界的命运，“左右着局势”，由他们定义着潮流和规则。然而现在，他们应当更加民主地对待这种情况，因为大势所趋，他们也不可能单独解决所有的问题。这个过程很痛苦。当然，他们最终还需要进行谈判，但是到目前为止，这种情况尚未发生。他们暂时还寄希望于能够通过惯性，以某种方式挽回那些一去不复返的东西。这个过程将是非常漫长的。这是另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已经从多中心的发展趋势开始，从当前的一些经济大国的崛起开始，例如中国和印度。并且，当然，也从那个不再妄自菲薄、不再为自己的根源和文化-文明的认同感到难为情的俄罗斯开始。所有这一切，毫无疑问地，都会招致强烈的抵触。
谈判的模式，已被威胁、最后通牒、制裁所取代。这就是目前在国际贸易领域正在发生着的事情，美国与中国及美国与欧盟的贸易战正在逐步展开。虽然，威胁正在被开始对话和寻求某些妥协的协商所取代，但就整体而言，非常紧张的局面不仅存在于国际贸易领域，在世界政治领域也同样如此。对话的模式，正在以某种方式退居次要地位。当我们的美国同事提出某个倡议时，我们建议他们对其进行讨论，因为这个倡议对我们并不很适合。于是大多数情况下，美国人都会回应称，我们正在阻碍进步、阻碍对复杂问题的解决，而他们将采取针对我们的各种制裁。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
我再次重申，建立多中心的、民主的、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的进程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在世界政治中旧势力针对新趋势的打压同样不可避免一样。这就是生活。而令人能感到一丝欣慰的是，毕竟那些“赞成”以集体方式处理世界事务的人占大多数。大多数人赞同我们提出的需要互相尊重的立场。无论这些国家有多大或者多小，他们都应当在顾及相互利益和彼此尊重的基础上，进行交谈。如果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对话，那么很多事情都可以谈成。
对于进一步加强联合国及联合国安理会的作用，我想再谈一下我们的看法：安理会是公正的世界秩序的支柱。总的来说，早在1945年，在《联合国宪章》中就已经规定了那些如今需要的世界运作的原则。在“冷战”时期，这些原则曾处于“半睡眠”状态。而今天，毫无疑问，它们依然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原则，包括从我提到的那些事情出发，这是对国家主权平等不可动摇、不得干涉别国内政等其他许多原则的认定。现在，在世界舞台向多极化发展的背景下，《联合国宪章》有着新的使命，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对它的需求也变得越来越大。
我们也支持欧安组织，该组织应当重拾《赫尔辛基最终法案》及其他在最高层面通过的文件中所规定的原则。这些原则应当是处理欧洲大西洋地区事务的基础。而有些人正试图擅自篡改这些原则，他们企图在欧洲大西洋地区以最后通牒的方式采取行动。但是，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这会对之前已商定的事情造成破坏。
像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亚经济联盟这样一些组织，让我们与那些几百年来同俄罗斯一起生活在同一个国家的人们，那些一直是我们的兄弟和近邻的人们更加接近。我们与他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经济上的联系、基础设施上的联系、人类学上的联系，而有时甚至是在一个家庭中的联系。我们所谓的“后苏联空间”，联结着众多家庭。
我已经提到了金砖国家和上合组织。正如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所说的，这些组织不打算臣服于任何一个领导人，而是意在制定一个能被普遍接受的协议，尊重共识文化。
最后我想说一下“二十国集团”，该机制是在西方“七国集团”意识到他们无法单独解决世界经济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问题时所创建的。现在的“二十国集团”，从2010年起，每年都要举行最高级别的会议，与会者包括西方“七大国”、金砖国家所有成员及其志同道合者，他们在与这样一些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埃及、沙特阿拉伯、墨西哥建立国际金融和经济关系等问题上，秉持着一致的立场。
“二十国集团”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其构思是为了就世界经济运作的原则性问题达成一致。而当一些重大政治问题不可避免地硬被牵涉到经济当中的时候，也许，“二十国集团”将会更加积极地处理它们。在举行二十国集团最高级别会议和经济部长会议的同时，已经连续三年召开外交部长会议，而这也绝非偶然。这是一个良好的进程。因为，我再说一次，“二十国集团”并非存在于某些错综复杂的规则和程序之上，而是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运作。为了通过一项决议，每个人都必须同意。如果有人不同意，那就意味着不能做出决定。这就促使我们制定出能被普遍接受的方法。
剩下的时间我更愿意与大家进行互动。我听由你们安排。
问：西方媒体、球迷和许多国家元首都对俄罗斯世界杯的组织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赫尔辛基会晤上，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向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赠送了一只官方比赛用球。刚刚结束的世界杯，是否使得西方眼中的俄罗斯形象发生了改变？亦或，西方与我国的关系仅仅是暂时的热度？
谢尔盖•拉夫罗夫：您和所有在座的各位都知道答案。而且，所有人，哪怕他只看过一次关于球迷们是如何在这里度过快乐时光的电视转播，他都会知道答案。毫不夸张地说，这是真正的民间外交的荣耀与辉煌。几十万外国友人得以造访十几座俄罗斯城市，亲身体验或“亲眼”验证了俄罗斯及其国民的生活状态。而这的确是一个巨大的成就。根据电视上播放的那些内容、互联网上发布的那些资料，以及亲自与外国球迷进行交流时所讨论的内容，大家都清楚地看到了，除了极个别的情况，绝大多数外国球迷在这里都发自内心地感到非常开心，他们还想再回到这里，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我们的人民是多么地热情好客。
真希望这样的气氛能一直持续下去，然而大家都明白，这毕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月份，如果没有类似举办世界杯这样的大型国际活动，尼古拉大街或其他球迷区里也就不会有接连不断的舞蹈、歌曲和烧烤。而对我来说，可以绝对肯定的是，来到这里的人们已经确信，此前关于俄罗斯的那些说辞都是杜撰的，现在它们已经成为在西方大众、在读者和观众之间流行的笑话了。
同样，这不仅适用于世界杯，也适用于西方领导人们所担心的、在俄罗斯境内会出现的任何其他问题。例如，我们就曾听到很多关于克里米亚的议论。我们能给出的，同样还是那个回答：必须过来亲眼看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公众人物、记者和商人前往克里米亚，他们所看到的是，那里的人们过着他们自己想要的生活，而不是像被人占领或吞并了领土时所发生的那样。克里米亚回来了，如今，4月19日被定为“克里米亚、塔曼和库班并入俄罗斯帝国日”（这发生在1783年），这反映了克里米亚人民和我国所有公民的共同愿望。
问：俄日、俄印青年论坛每年都会举办。论坛结束后也会制定一些决议，但是没有常设的会议外的工作机制。我们能否与俄罗斯青年事务署一起，在外交部的管理下，与俄方创建一个委员会，以支持同日本、印度和中国的经常性合作？
谢尔盖•拉夫罗夫：在这里，代表俄罗斯青年事务署的是亚历山大•布加耶夫署长，他不仅负责这个领域的工作，也在其他方面负责落实与青年相关的政策。俄罗斯外交部与俄罗斯青年事务署一直有着密切的合作。我看看那边有什么问题，如果存在着某种官僚阻碍，那必须把它清除掉，并打开直接沟通的大门。当然，我们一定会做好这件事。我对刚才听到的这个建议的理解是：这是为了通过某种形式，促进青年论坛会议之间的工作，是为了在会议和通过决议之间的间隔期也能进行交流，我认为没有任何问题。如果对于那些实际参与同印度、日本和中国举办论坛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得到的支持还不够，那么我想了解一下，问题出在哪里。例如，是否总是存在出行资金的问题。这里只需要搞清楚，您所指的具体是什么。如果您在这些或其他方面的建议受到了某些官僚制度的阻挠，那么请您告诉我们，具体是哪些阻挠，我们同俄罗斯青年事务署一定会对此进行认真的研究并予以改正。
问：您如何看待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关系走向？
谢尔盖•拉夫罗夫：您是指整体的关系吗？
问：是的，趋势和前景。
谢尔盖•拉夫罗夫：我们是兄弟民族，有着上千年的共同历史。现在发生的一切，都是不正常的。这是一个关于在当今世界如何行事的问题。
所有国际法律，包括《联合国宪章》，都要求国家主权平等、尊重人民选择自己未来的权利、不干涉别国内政，以及只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些都是基本的理念，要有集体观念、要有相互尊重的团队合作，并杜绝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换取自己利益的企图。
我们在欧安组织和俄罗斯-北约理事会的框架内就曾有过这样一个例子。欧安组织各成员国的总统和首相们在峰会上通过了一系列关于“安全必须是平等而不可分割的”，以及“任何人都不应以牺牲他人安全来确保自己安全”的郑重的政治宣言。这个原则大约是从1991年开始获得批准并生效的，因为当时组织的成员国小组首次对组织的另一个成员实施了侵袭（我指的是原南斯拉夫）。我们开始询问，这与我们的西方同事总对我们喋喋不休的那些话有何关联。为了改变这种语焉不详的说法，我们建议制定一个政治原则，即：要使“任何人不得以牺牲他人安全来巩固自身的安全”具有法律约束力，并通过一个关于欧洲大西洋安全的条约，该条约能够将有关“安全是平等而不可分割的”相关条款整合在一起。北约成员们反对我们说，他们只愿意对北约框架内的安全提供法律保障，也就是说，他们这样做的实质是，他们不仅促使了各种分界线在欧洲的保留，而且还将这些分界线向东进一步推进了。他们鼓励那些正在琢磨着如何让自己的外交事务更符合北约条件的人，而这些人正排着队等待加入北约。如此行事，破坏了人类从一开始就努力追求着的很多东西。
我说的这些都与乌克兰有关，因为早在2004年，当“迈丹”事件第一次发生的时候，我们的西方同事在筹备大选和选举前，在“迈丹”举行的示威活动最紧张的时刻，毫不掩饰地用麦克风公然宣称，“乌克兰人民应当做出选择：要么与俄罗斯站在一起，要么与欧洲站在一起”。这样的问题，本身就极具挑衅性，是当今世界所绝不能接受的。
那些“法律的维护者”们让当时乌克兰选举的结果违反了该国宪法。如果你们还记得，当时已经举行了两轮选举，两轮都是同样的结果，而他们却迫使乌克兰宪法法院决定举行在《乌克兰宪法》中并没有规定的第三轮选举，此轮选举最终改变了前两轮的结果。而发生这样的事情本身就是对国际法和国家法律的侮辱。
而那个“乌克兰要么跟俄罗斯站在一起，要么跟欧洲站在一起”的思维逻辑一直没有消失，直到现在仍然保留在我们西方同事的头脑当中，尽管他们已经开始略微思考事情发生的原因了。他们维护的那些人坚决不履行《明斯克协议》，甚至对西方的要求也置之不理。而西方所要求的是让现在的乌克兰当局整顿该国的经济秩序、开始认真打击腐败，并着手进行必要的改革，如果他们想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里获得贷款的话。
正如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曾多次说过的，这场危机的起源就是2013年夏天所发生的事件，当时乌克兰领导层与欧盟完成了关于“联系国协定”的谈判。因为这是我们最亲密的经贸伙伴，我们关心的是，在这份与欧盟的“联系国协定”中是否存有某些内容，可能会以某种方式影响到我们与乌克兰达成的贸易制度协议。当我们了解了这份文件后（他们并没有立刻给我们看这份文件），发现那里面确实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到俄乌贸易关系和整个经济关系，同时也对独联体自由贸易区的运作造成了十分严重的麻烦，而独联体中包括了俄罗斯、乌克兰等一系列该联合体的成员国。在乌克兰和欧盟的“联系国协定”草案中，对大多数产品规定了实际零关税，而在我们与欧盟的关系中，在十八年来为加入世贸组织而进行的艰苦谈判过程中，已经达成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
我们建议不要在这个领域出现无政府主义，应该坐下来讨论，如何将这种零关税的做法与我们能够保护自己市场的方法相结合。欧盟答应一定遵守这些协议。大家都同意，让俄罗斯、乌克兰和欧盟能够坐下来考虑一下，如何把乌克兰已经承诺在独联体自由贸易区框架内做的事情，与他们当时刚刚开始着手的事情协调在一起。欧洲委员会断然且傲慢地拒绝讨论这个话题。
乌克兰前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很清楚，这里需要三思而行，因为如果他与欧盟签署了这些“零关税”，那么我们很可能被迫关闭与乌克兰的边境。因为我们也得搞清楚，怎样做才能既保护自己的经济产业免受欧盟商品的侵害，加入世贸组织时我们与欧盟就这些问题上达成了同意。亚努科维奇甚至都没有取消签字，而只是把签署的时间推迟了，为的就是能在比较平静的状态下认真分析所有这些问题。然而，他的这种做法是不能被原谅的。也正是因为这件事，引发了我们在迈丹看到的民愤的爆发，而“迈丹”事件得到了欧洲人，当然也包括美国人的积极鼓励。一切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2月20日签署了一份协议，是由前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和反对派领导人之间签署的调解协议，并且德国、波兰和法国的外长也在上面签了字。当时他们要求我们也支持这项协议，我们照做了。
我们赞成这件事，是因为既然已经达成了一致，那就应该遵守这些协议，尽管根据那份协议，前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将放弃自己的所有权利。事实上，他同意了在2014年秋天之前，提前进行选举。也就是说，在我看来，一切都已经协商好了，目的是让反对派能够在提前选举中上台。那样的话，一切都可以保持原样，无论是在天然气价格上，还是在其他许多方面。
但是，在签署这份协议之后的第二天早上，却发生了国家政变。而我们签名保证执行这份协议的西方同事们却失声了。他们“一言不发”。当我们开始略带讽刺地对他们说，为什么他们一夜之间就改变了自己的立场，我们得到的答复是：乌克兰前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已经离开了基辅。首先，他跑到了哈里科夫，其次，这与在协议中签署的内容没有任何关系。而协议的第一条内容是：乌克兰总统与反对派商定，将建立民族统一政府，作为克服危机的第一步。当发生武装叛乱的时候，阿尔谢尼•亚采纽克走上了“迈丹”，并呼吁祝贺他们成立了“胜利者政府”。“民族统一政府”与“胜利者政府”之间，有区别吗？
此外，这些“胜利者们”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通过了一项严格限制俄语使用权的法案（尽管该法案实际上未被签署，但是这个声音已经响彻了整个国家和全世界）。这是一个信号，让在乌克兰的俄罗斯人和讲俄语的人能立刻感受到的信号。当时，曾作为“迈丹”事件推动力量的“右区”组织前领导人德米特里•亚罗什在政变几天后宣布，俄罗斯人永远不会像乌克兰人一样考虑问题，也不会向乌克兰英雄表示敬意，他指的乌克兰英雄就是罗曼•舒赫维奇和斯捷潘•班德拉，因此俄罗斯人应该被赶出克里米亚。这件事他们其实不想不想提到。
当时，德米特里•亚罗什是一个颇具影响力的民族主义激进分子，就是他开始组织开往克里米亚的“友谊列车”，这些列车的名字也是他起的，车上载有装备精良的武装分子（后来克里米亚人依靠自己的力量挟制了这些武装分子），他还支持了占领乌克兰最高委员会的企图。因此这段历史知识广为人知。
请原谅，我用这么长时间回答这个问题，本来可以只说一句：我们很想跟乌克兰人成为朋友，就像一直以来的那样。但在这里，必须先了解一下这场冲突发生的背景。
尽管基辅和西方国家的各种宣传机器，通过电视、报纸、互联网和社交网络都在不停地向普通民众灌输一个观念：俄罗斯是一个侵略者和占领者，只要俄罗斯不交出克里米亚，那就要让它受到制裁等等；尽管这些年来西方一直在愚弄公众舆论，但我认为，大多数正常的乌克兰公民都很清楚正在发生着的事情有多么的荒谬和反历史潮流。现在，每年依然有上百万乌克兰公民到克里米亚度假。我认为，这个事实是他们不可能离间我们两国人民的最有力的证明之一。那些非法掠夺了基辅政权并对其紧抓不放，继而打算从乌克兰人民身上榨取最后一点“油水”的得势小人，越早被乌克兰人民自己戳穿，也许，才会对乌克兰人民，以及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越有利。
问：您也知道，在离我们200公里的地方，内战已经持续了四年。我看到了这场战争，因为要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所以我定期去那里。我曾到过前线，就在枪林弹雨之间。我的问题是关于《明斯克协议》的。毕竟，这些协议都没被遵守。每天都有炮弹飞过，没有一天不是这样的。欧安组织记录了这些，但是暂时也没什么特别的意义，因为仍然不断有和平居民和军人死亡。当乌克兰向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实施打击的时候，顿涅茨克说，他们不能以打击作为回应，因而还要把“另一边脸”也凑过去让人打。这件事情怎样才能得到解决？
谢尔盖•拉夫罗夫：您说得非常正确。基辅一直在暗中推卸自己的职责。首先，他们假托在《明斯克协议》中没有任何关于有必要在基辅、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之间进行直接对话的内容。后来他们开始“打造出”某些调停机构，于是出现了一个联络小组，基辅坚决要把这个小组称为“三方”小组，也就是“基辅、莫斯科和欧安组织”这三方，然而在联络小组中还有一个拥有全部权利的第四方，那就是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他们也有代表在那里参与联络小组的工作。所以说，即使是为了宣传而称其为“三方联络小组”，那也是某种完全不符合实际的幻想。这很糟糕，这表明他们的心智已经完全变态。
我已经触及到了这个危机的本质。我认为，在乌克兰前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与反对派签署的协议上，曾签字为该协议做担保的欧洲国家，应当为现在所发生的一切承担直接的责任。我们最大程度地表现出了善意。尽管当局在2014年5月犯下了很多罪行，我们还是承认了彼得•波罗申科当选为乌克兰总统。我们这样做，是因为他宣称自己是一位“和平的总统”，愿意立刻在谈判桌上坐下来，解决上述所有问题。但是他欺骗了我们，也欺骗了西方，而最重要的是，他欺骗了自己的人民。我已经说过了，当他们非法夺取政权之后，他们都发布了什么样的最初的一些决定，以及他们是如何企图占领克里米亚的。但是，我们还应当记住的是，那些现在被称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州个别地区”的地方，没有采取过任何激进行动。他们看到了违反《宪法》的行为，请求给他们机会，弄清楚发生的事情，并且请求不要触碰他们。这就是他们的立场。的确，那里改选了好几次州长，因为他们都支持了这次叛乱。但这些人被宣布为恐怖分子，只是因为他们请求不要打扰他们，让他们能搞明白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有人宣布采取反恐行动，于是向他们发起了进攻。可他们既没有攻击政权，也没有攻击政变的始作俑者。
如此荒谬的事情，我们的西方同事却把它当成了自己所持立场的理由。我们抱着信任的态度，坦率、开诚布公地跟他们谈过很多次。我现在已经十分坚定地认为，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非常清楚发生的事情。而发生他们将乌克兰总统彼得•波罗申科称为民主的灯塔，将他的政权称为“典范”的事情，是因为他致力于倾向西方的现代价值观。当然，暗地里，他还“将成为遏制俄罗斯的项目和规划中的一部分”，并在其间发挥主要作用。关于这一点，大家都心照不宣，而这才是正在发生着的事情的主要先决条件之一。
当他们明白，他对《明斯克协议》的任何条款都说不清楚的时候，他们也就会意识到，他控制不了激进的民族主义分子。就在不久前，五个西方的国际非政府人权组织（包括：“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等）向乌克兰总统彼得•波罗申科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信中列举了激进的民族主义分子仅在2018年所犯下的罪行。那里涉及的事件包括：3月8日攻击妇女游行队伍、纵火焚烧乌日格罗德市的匈牙利中心，以及在伊万-弗兰克夫斯克市和利沃夫市等其他乌克兰城市实施了类似行动。然而他没有任何反应。
西方已经确认，所谓的“志愿者战斗营”，包括臭名昭著的“阿佐夫营”（甚至连美国国会都已禁止向其出售武器）并没有消失，而是被正式编入了乌克兰武装部队和国民卫队，尽管他们并不真正隶属于中央军事指挥部，甚至有可能正相反，是他们在对基辅的军队和安全部队所持有的立场指手画脚。当然，西方在这段时间也已经深信不疑的是，乌克兰总统彼得•波罗申科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的改革也完全搞不清楚。有一次他说，这是民主的胜利，他声称，要想执行《明斯克协议》，应当首先让俄罗斯向乌克兰当局投入政治资本，就更别说金融资本了。而西方已经不得不颜面尽失地说，他们错了，他们需要首先对基辅施加影响。我不知道，那些荒谬不堪的声望和丢人现眼的威胁，还能在多大程度上占据主导地位。根据我的估计和资料显示，我们的西方同事，至少是欧洲同事，正在没有媒体参与的情况下与当前的乌克兰领导人进行交流，也许他们会铁面无私地讲一些东西，并取得一定的反馈，但是，总的来说，我们还没看到这种反馈。
现在我们回到那个能做什么的问题，尽管这没法不让人觉得是老生常谈，但还是有必要要求执行《明斯克协议》，因为在该协议中体现了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人民的合法愿望。《明斯克协议》是在他们的参与之下，同时也是在代表整个欧盟的德国和法国的参与下商定的。此外，在这些协议签署一周后，我们已获得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一致通过，该决议确定了这些《明斯克协议》完全符合那张纸上所陈述的精神和文字。我们应该努力实现这一目标。我曾在欧洲跟我们的同事谈过这个问题。
我和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瓦西里•格拉西莫夫刚刚去过柏林和巴黎。我们在那里主要讨论了叙利亚难民的问题。对于欧洲人和中东地区国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我们想协商一些共同工作的原则。当然，我们讨论的内容也涉及到了乌克兰。他们建议召集一个新的“诺曼底四国”峰会（德国、法国、俄罗斯、乌克兰），在这项工作中确定基调，并支持随后将在联络小组中获得许可的流程，而这个联络小组中已经有顿巴斯的代表。我们提醒他们，2016年10月，在柏林举行过一次例行峰会，此前一年的峰会是在巴黎举行的。当时在柏林，四国领导人指着地图一起研究那里发生的事情，之后一致同意，不只是要开始移除重型武器，还要撤出军队和装备。各方商定，从三个试点地区开始，也就是从“彼得罗夫斯科耶”、“佐洛托耶”和“斯塔尼察•卢甘斯卡亚”开始，并要求在一个月内完成这件事。在规定的这段时间里，军队和装备从前两个居民点撤到了协商好的距离。而针对“斯塔尼察•卢甘斯卡亚”，乌克兰代表团开始要求在进行这样的撤退前，需要保持一周时间的彻底停火。对于为什么在前两种情况中没有单独提出此类要求，他们没有回答。他们只是说，在这个地方就是有这种特殊性，就是需要一个星期。
从那以后，欧安组织特派团正式报告了二十二次，在“斯塔尼察•卢甘斯卡亚”，在这个地区，已经有7天甚至更多天遵守了停火制度。乌克兰方面说，这不是他们的统计数据，在他们的记录里有过几次射击。我毫不夸张地说，迄今为止，这份由领导人达成的协议一直没有完成。此外，在前两个居民点，曾经双方都从那里撤出了军队，但现在军队又再次进入到那里，并开始在这些“灰色”地带挖掘战壕。这份由“诺曼底四国”元首就三个具体的居民点达成的协议，不是抽象的，而是非常具体的，但协议却得不到执行。我认为，若再举行一次峰会，将对“诺曼底四国”的声誉产生不好的影响。更何况，在政治领域，这种最起码的东西，如许多人都可能知道的“施泰因迈尔公式”，已经在两年半（快三年）的时间里都不能落实在纸上。
2015年10月，时任德国外交部长的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建议调解立场，提出首先应当做的是：通过关于顿巴斯拥有特殊地位的法案，并使其生效，或举行选举。他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法：关于特殊地位的法案，可在投票当天临时生效，或者在欧安组织公布关于这些选举的报告当天，长期生效（一般情况下，报告需要占用两个月的时间）。言下之意是，如果欧安组织的报告确认选举是自由和公正的，那么这项法案就将长期生效。但是乌克兰人却以此为借口，试图拖延协议的执行。三年前我所说的，无论是在“诺曼底模式”专家会议上，还是在联络小组的会议上，这份协议连同“斯塔尼察•卢甘斯卡亚”一起，都被我们的乌克兰同事束之高阁。他们坚决拒绝将其写在纸上。我再说一次，在这种情况下，应该直接做出要求。我认为，我们的西方伙伴，至少在他们的内部讨论中，以及与基辅的私下接触中，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说实话：从直升飞机上下来，走在各种木质的桥面上，让我们感到再次来到这里十分地惬意，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正如人们常说的，这是个“可以祈祷的地方”，充满了神奇的能量。而这一切都是组织者们——俄罗斯联邦青年事务署和弗拉基米尔州——以及所有协助保持营地的良好状态，并对其进行不断改进的人们的功劳。当然，这也是那些在“克意思领土在克利亚济马河”进行轮班工作的人们的功劳。
我要再说一次，我很高兴与那些对外交政策感兴趣的人们进行交流。我们非常重视民众（包括青年在内）对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对外政策方针所给予的支持，我们也正在尽己所能地努力贯彻执行。毫无疑问，我们执行的所有任务，其根源也都在于此：我们努力创造最有利的外部条件，目的是为了国家的发展，也为了我国的公民，能够生活得更好，当他们离开祖国环游世界的时候，能感受到安全和平等。
世界局势非常复杂。我不想再对此冗述。如果你们研究一些政治话题，那么肯定对正在发生着的事情会有所感悟。
简而言之，建立我们称之为 “多中心世界”的客观进程，必然会出现新的经济和金融力量，当然，政治影响也会随之产生。这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金砖国家的罕见现象就是这个过程的具体表现之一。就在几天前，该组织在约翰内斯堡的峰会闭幕，期间通过了所有五个国家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的一系列确认文件，而这些问题都是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所积极推进的，譬如：捍卫国家法、国际准则，捍卫《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包括尊重国家主权和平等、确保只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和冲突、不允许绕过《联合国宪章》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等等。
当然，当世界体系和经济、金融格局发生了如此客观变革的时候，并不是所有人都满意。我们的西方伙伴（他们可以被理解）几百年来主宰着世界的命运，“左右着局势”，由他们定义着潮流和规则。然而现在，他们应当更加民主地对待这种情况，因为大势所趋，他们也不可能单独解决所有的问题。这个过程很痛苦。当然，他们最终还需要进行谈判，但是到目前为止，这种情况尚未发生。他们暂时还寄希望于能够通过惯性，以某种方式挽回那些一去不复返的东西。这个过程将是非常漫长的。这是另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已经从多中心的发展趋势开始，从当前的一些经济大国的崛起开始，例如中国和印度。并且，当然，也从那个不再妄自菲薄、不再为自己的根源和文化-文明的认同感到难为情的俄罗斯开始。所有这一切，毫无疑问地，都会招致强烈的抵触。
谈判的模式，已被威胁、最后通牒、制裁所取代。这就是目前在国际贸易领域正在发生着的事情，美国与中国及美国与欧盟的贸易战正在逐步展开。虽然，威胁正在被开始对话和寻求某些妥协的协商所取代，但就整体而言，非常紧张的局面不仅存在于国际贸易领域，在世界政治领域也同样如此。对话的模式，正在以某种方式退居次要地位。当我们的美国同事提出某个倡议时，我们建议他们对其进行讨论，因为这个倡议对我们并不很适合。于是大多数情况下，美国人都会回应称，我们正在阻碍进步、阻碍对复杂问题的解决，而他们将采取针对我们的各种制裁。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
我再次重申，建立多中心的、民主的、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的进程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在世界政治中旧势力针对新趋势的打压同样不可避免一样。这就是生活。而令人能感到一丝欣慰的是，毕竟那些“赞成”以集体方式处理世界事务的人占大多数。大多数人赞同我们提出的需要互相尊重的立场。无论这些国家有多大或者多小，他们都应当在顾及相互利益和彼此尊重的基础上，进行交谈。如果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对话，那么很多事情都可以谈成。
对于进一步加强联合国及联合国安理会的作用，我想再谈一下我们的看法：安理会是公正的世界秩序的支柱。总的来说，早在1945年，在《联合国宪章》中就已经规定了那些如今需要的世界运作的原则。在“冷战”时期，这些原则曾处于“半睡眠”状态。而今天，毫无疑问，它们依然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原则，包括从我提到的那些事情出发，这是对国家主权平等不可动摇、不得干涉别国内政等其他许多原则的认定。现在，在世界舞台向多极化发展的背景下，《联合国宪章》有着新的使命，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对它的需求也变得越来越大。
我们也支持欧安组织，该组织应当重拾《赫尔辛基最终法案》及其他在最高层面通过的文件中所规定的原则。这些原则应当是处理欧洲大西洋地区事务的基础。而有些人正试图擅自篡改这些原则，他们企图在欧洲大西洋地区以最后通牒的方式采取行动。但是，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这会对之前已商定的事情造成破坏。
像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亚经济联盟这样一些组织，让我们与那些几百年来同俄罗斯一起生活在同一个国家的人们，那些一直是我们的兄弟和近邻的人们更加接近。我们与他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经济上的联系、基础设施上的联系、人类学上的联系，而有时甚至是在一个家庭中的联系。我们所谓的“后苏联空间”，联结着众多家庭。
我已经提到了金砖国家和上合组织。正如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所说的，这些组织不打算臣服于任何一个领导人，而是意在制定一个能被普遍接受的协议，尊重共识文化。
最后我想说一下“二十国集团”，该机制是在西方“七国集团”意识到他们无法单独解决世界经济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问题时所创建的。现在的“二十国集团”，从2010年起，每年都要举行最高级别的会议，与会者包括西方“七大国”、金砖国家所有成员及其志同道合者，他们在与这样一些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埃及、沙特阿拉伯、墨西哥建立国际金融和经济关系等问题上，秉持着一致的立场。
“二十国集团”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其构思是为了就世界经济运作的原则性问题达成一致。而当一些重大政治问题不可避免地硬被牵涉到经济当中的时候，也许，“二十国集团”将会更加积极地处理它们。在举行二十国集团最高级别会议和经济部长会议的同时，已经连续三年召开外交部长会议，而这也绝非偶然。这是一个良好的进程。因为，我再说一次，“二十国集团”并非存在于某些错综复杂的规则和程序之上，而是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运作。为了通过一项决议，每个人都必须同意。如果有人不同意，那就意味着不能做出决定。这就促使我们制定出能被普遍接受的方法。
剩下的时间我更愿意与大家进行互动。我听由你们安排。
问：西方媒体、球迷和许多国家元首都对俄罗斯世界杯的组织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赫尔辛基会晤上，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向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赠送了一只官方比赛用球。刚刚结束的世界杯，是否使得西方眼中的俄罗斯形象发生了改变？亦或，西方与我国的关系仅仅是暂时的热度？
谢尔盖•拉夫罗夫：您和所有在座的各位都知道答案。而且，所有人，哪怕他只看过一次关于球迷们是如何在这里度过快乐时光的电视转播，他都会知道答案。毫不夸张地说，这是真正的民间外交的荣耀与辉煌。几十万外国友人得以造访十几座俄罗斯城市，亲身体验或“亲眼”验证了俄罗斯及其国民的生活状态。而这的确是一个巨大的成就。根据电视上播放的那些内容、互联网上发布的那些资料，以及亲自与外国球迷进行交流时所讨论的内容，大家都清楚地看到了，除了极个别的情况，绝大多数外国球迷在这里都发自内心地感到非常开心，他们还想再回到这里，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我们的人民是多么地热情好客。
真希望这样的气氛能一直持续下去，然而大家都明白，这毕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月份，如果没有类似举办世界杯这样的大型国际活动，尼古拉大街或其他球迷区里也就不会有接连不断的舞蹈、歌曲和烧烤。而对我来说，可以绝对肯定的是，来到这里的人们已经确信，此前关于俄罗斯的那些说辞都是杜撰的，现在它们已经成为在西方大众、在读者和观众之间流行的笑话了。
同样，这不仅适用于世界杯，也适用于西方领导人们所担心的、在俄罗斯境内会出现的任何其他问题。例如，我们就曾听到很多关于克里米亚的议论。我们能给出的，同样还是那个回答：必须过来亲眼看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公众人物、记者和商人前往克里米亚，他们所看到的是，那里的人们过着他们自己想要的生活，而不是像被人占领或吞并了领土时所发生的那样。克里米亚回来了，如今，4月19日被定为“克里米亚、塔曼和库班并入俄罗斯帝国日”（这发生在1783年），这反映了克里米亚人民和我国所有公民的共同愿望。
问：俄日、俄印青年论坛每年都会举办。论坛结束后也会制定一些决议，但是没有常设的会议外的工作机制。我们能否与俄罗斯青年事务署一起，在外交部的管理下，与俄方创建一个委员会，以支持同日本、印度和中国的经常性合作？
谢尔盖•拉夫罗夫：在这里，代表俄罗斯青年事务署的是亚历山大•布加耶夫署长，他不仅负责这个领域的工作，也在其他方面负责落实与青年相关的政策。俄罗斯外交部与俄罗斯青年事务署一直有着密切的合作。我看看那边有什么问题，如果存在着某种官僚阻碍，那必须把它清除掉，并打开直接沟通的大门。当然，我们一定会做好这件事。我对刚才听到的这个建议的理解是：这是为了通过某种形式，促进青年论坛会议之间的工作，是为了在会议和通过决议之间的间隔期也能进行交流，我认为没有任何问题。如果对于那些实际参与同印度、日本和中国举办论坛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得到的支持还不够，那么我想了解一下，问题出在哪里。例如，是否总是存在出行资金的问题。这里只需要搞清楚，您所指的具体是什么。如果您在这些或其他方面的建议受到了某些官僚制度的阻挠，那么请您告诉我们，具体是哪些阻挠，我们同俄罗斯青年事务署一定会对此进行认真的研究并予以改正。
问：您如何看待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关系走向？
谢尔盖•拉夫罗夫：您是指整体的关系吗？
问：是的，趋势和前景。
谢尔盖•拉夫罗夫：我们是兄弟民族，有着上千年的共同历史。现在发生的一切，都是不正常的。这是一个关于在当今世界如何行事的问题。
所有国际法律，包括《联合国宪章》，都要求国家主权平等、尊重人民选择自己未来的权利、不干涉别国内政，以及只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些都是基本的理念，要有集体观念、要有相互尊重的团队合作，并杜绝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换取自己利益的企图。
我们在欧安组织和俄罗斯-北约理事会的框架内就曾有过这样一个例子。欧安组织各成员国的总统和首相们在峰会上通过了一系列关于“安全必须是平等而不可分割的”，以及“任何人都不应以牺牲他人安全来确保自己安全”的郑重的政治宣言。这个原则大约是从1991年开始获得批准并生效的，因为当时组织的成员国小组首次对组织的另一个成员实施了侵袭（我指的是原南斯拉夫）。我们开始询问，这与我们的西方同事总对我们喋喋不休的那些话有何关联。为了改变这种语焉不详的说法，我们建议制定一个政治原则，即：要使“任何人不得以牺牲他人安全来巩固自身的安全”具有法律约束力，并通过一个关于欧洲大西洋安全的条约，该条约能够将有关“安全是平等而不可分割的”相关条款整合在一起。北约成员们反对我们说，他们只愿意对北约框架内的安全提供法律保障，也就是说，他们这样做的实质是，他们不仅促使了各种分界线在欧洲的保留，而且还将这些分界线向东进一步推进了。他们鼓励那些正在琢磨着如何让自己的外交事务更符合北约条件的人，而这些人正排着队等待加入北约。如此行事，破坏了人类从一开始就努力追求着的很多东西。
我说的这些都与乌克兰有关，因为早在2004年，当“迈丹”事件第一次发生的时候，我们的西方同事在筹备大选和选举前，在“迈丹”举行的示威活动最紧张的时刻，毫不掩饰地用麦克风公然宣称，“乌克兰人民应当做出选择：要么与俄罗斯站在一起，要么与欧洲站在一起”。这样的问题，本身就极具挑衅性，是当今世界所绝不能接受的。
那些“法律的维护者”们让当时乌克兰选举的结果违反了该国宪法。如果你们还记得，当时已经举行了两轮选举，两轮都是同样的结果，而他们却迫使乌克兰宪法法院决定举行在《乌克兰宪法》中并没有规定的第三轮选举，此轮选举最终改变了前两轮的结果。而发生这样的事情本身就是对国际法和国家法律的侮辱。
而那个“乌克兰要么跟俄罗斯站在一起，要么跟欧洲站在一起”的思维逻辑一直没有消失，直到现在仍然保留在我们西方同事的头脑当中，尽管他们已经开始略微思考事情发生的原因了。他们维护的那些人坚决不履行《明斯克协议》，甚至对西方的要求也置之不理。而西方所要求的是让现在的乌克兰当局整顿该国的经济秩序、开始认真打击腐败，并着手进行必要的改革，如果他们想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里获得贷款的话。
正如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曾多次说过的，这场危机的起源就是2013年夏天所发生的事件，当时乌克兰领导层与欧盟完成了关于“联系国协定”的谈判。因为这是我们最亲密的经贸伙伴，我们关心的是，在这份与欧盟的“联系国协定”中是否存有某些内容，可能会以某种方式影响到我们与乌克兰达成的贸易制度协议。当我们了解了这份文件后（他们并没有立刻给我们看这份文件），发现那里面确实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到俄乌贸易关系和整个经济关系，同时也对独联体自由贸易区的运作造成了十分严重的麻烦，而独联体中包括了俄罗斯、乌克兰等一系列该联合体的成员国。在乌克兰和欧盟的“联系国协定”草案中，对大多数产品规定了实际零关税，而在我们与欧盟的关系中，在十八年来为加入世贸组织而进行的艰苦谈判过程中，已经达成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
我们建议不要在这个领域出现无政府主义，应该坐下来讨论，如何将这种零关税的做法与我们能够保护自己市场的方法相结合。欧盟答应一定遵守这些协议。大家都同意，让俄罗斯、乌克兰和欧盟能够坐下来考虑一下，如何把乌克兰已经承诺在独联体自由贸易区框架内做的事情，与他们当时刚刚开始着手的事情协调在一起。欧洲委员会断然且傲慢地拒绝讨论这个话题。
乌克兰前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很清楚，这里需要三思而行，因为如果他与欧盟签署了这些“零关税”，那么我们很可能被迫关闭与乌克兰的边境。因为我们也得搞清楚，怎样做才能既保护自己的经济产业免受欧盟商品的侵害，加入世贸组织时我们与欧盟就这些问题上达成了同意。亚努科维奇甚至都没有取消签字，而只是把签署的时间推迟了，为的就是能在比较平静的状态下认真分析所有这些问题。然而，他的这种做法是不能被原谅的。也正是因为这件事，引发了我们在迈丹看到的民愤的爆发，而“迈丹”事件得到了欧洲人，当然也包括美国人的积极鼓励。一切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2月20日签署了一份协议，是由前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和反对派领导人之间签署的调解协议，并且德国、波兰和法国的外长也在上面签了字。当时他们要求我们也支持这项协议，我们照做了。
我们赞成这件事，是因为既然已经达成了一致，那就应该遵守这些协议，尽管根据那份协议，前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将放弃自己的所有权利。事实上，他同意了在2014年秋天之前，提前进行选举。也就是说，在我看来，一切都已经协商好了，目的是让反对派能够在提前选举中上台。那样的话，一切都可以保持原样，无论是在天然气价格上，还是在其他许多方面。
但是，在签署这份协议之后的第二天早上，却发生了国家政变。而我们签名保证执行这份协议的西方同事们却失声了。他们“一言不发”。当我们开始略带讽刺地对他们说，为什么他们一夜之间就改变了自己的立场，我们得到的答复是：乌克兰前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已经离开了基辅。首先，他跑到了哈里科夫，其次，这与在协议中签署的内容没有任何关系。而协议的第一条内容是：乌克兰总统与反对派商定，将建立民族统一政府，作为克服危机的第一步。当发生武装叛乱的时候，阿尔谢尼•亚采纽克走上了“迈丹”，并呼吁祝贺他们成立了“胜利者政府”。“民族统一政府”与“胜利者政府”之间，有区别吗？
此外，这些“胜利者们”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通过了一项严格限制俄语使用权的法案（尽管该法案实际上未被签署，但是这个声音已经响彻了整个国家和全世界）。这是一个信号，让在乌克兰的俄罗斯人和讲俄语的人能立刻感受到的信号。当时，曾作为“迈丹”事件推动力量的“右区”组织前领导人德米特里•亚罗什在政变几天后宣布，俄罗斯人永远不会像乌克兰人一样考虑问题，也不会向乌克兰英雄表示敬意，他指的乌克兰英雄就是罗曼•舒赫维奇和斯捷潘•班德拉，因此俄罗斯人应该被赶出克里米亚。这件事他们其实不想不想提到。
当时，德米特里•亚罗什是一个颇具影响力的民族主义激进分子，就是他开始组织开往克里米亚的“友谊列车”，这些列车的名字也是他起的，车上载有装备精良的武装分子（后来克里米亚人依靠自己的力量挟制了这些武装分子），他还支持了占领乌克兰最高委员会的企图。因此这段历史知识广为人知。
请原谅，我用这么长时间回答这个问题，本来可以只说一句：我们很想跟乌克兰人成为朋友，就像一直以来的那样。但在这里，必须先了解一下这场冲突发生的背景。
尽管基辅和西方国家的各种宣传机器，通过电视、报纸、互联网和社交网络都在不停地向普通民众灌输一个观念：俄罗斯是一个侵略者和占领者，只要俄罗斯不交出克里米亚，那就要让它受到制裁等等；尽管这些年来西方一直在愚弄公众舆论，但我认为，大多数正常的乌克兰公民都很清楚正在发生着的事情有多么的荒谬和反历史潮流。现在，每年依然有上百万乌克兰公民到克里米亚度假。我认为，这个事实是他们不可能离间我们两国人民的最有力的证明之一。那些非法掠夺了基辅政权并对其紧抓不放，继而打算从乌克兰人民身上榨取最后一点“油水”的得势小人，越早被乌克兰人民自己戳穿，也许，才会对乌克兰人民，以及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越有利。
问：您也知道，在离我们200公里的地方，内战已经持续了四年。我看到了这场战争，因为要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所以我定期去那里。我曾到过前线，就在枪林弹雨之间。我的问题是关于《明斯克协议》的。毕竟，这些协议都没被遵守。每天都有炮弹飞过，没有一天不是这样的。欧安组织记录了这些，但是暂时也没什么特别的意义，因为仍然不断有和平居民和军人死亡。当乌克兰向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实施打击的时候，顿涅茨克说，他们不能以打击作为回应，因而还要把“另一边脸”也凑过去让人打。这件事情怎样才能得到解决？
谢尔盖•拉夫罗夫：您说得非常正确。基辅一直在暗中推卸自己的职责。首先，他们假托在《明斯克协议》中没有任何关于有必要在基辅、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之间进行直接对话的内容。后来他们开始“打造出”某些调停机构，于是出现了一个联络小组，基辅坚决要把这个小组称为“三方”小组，也就是“基辅、莫斯科和欧安组织”这三方，然而在联络小组中还有一个拥有全部权利的第四方，那就是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他们也有代表在那里参与联络小组的工作。所以说，即使是为了宣传而称其为“三方联络小组”，那也是某种完全不符合实际的幻想。这很糟糕，这表明他们的心智已经完全变态。
我已经触及到了这个危机的本质。我认为，在乌克兰前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与反对派签署的协议上，曾签字为该协议做担保的欧洲国家，应当为现在所发生的一切承担直接的责任。我们最大程度地表现出了善意。尽管当局在2014年5月犯下了很多罪行，我们还是承认了彼得•波罗申科当选为乌克兰总统。我们这样做，是因为他宣称自己是一位“和平的总统”，愿意立刻在谈判桌上坐下来，解决上述所有问题。但是他欺骗了我们，也欺骗了西方，而最重要的是，他欺骗了自己的人民。我已经说过了，当他们非法夺取政权之后，他们都发布了什么样的最初的一些决定，以及他们是如何企图占领克里米亚的。但是，我们还应当记住的是，那些现在被称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州个别地区”的地方，没有采取过任何激进行动。他们看到了违反《宪法》的行为，请求给他们机会，弄清楚发生的事情，并且请求不要触碰他们。这就是他们的立场。的确，那里改选了好几次州长，因为他们都支持了这次叛乱。但这些人被宣布为恐怖分子，只是因为他们请求不要打扰他们，让他们能搞明白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有人宣布采取反恐行动，于是向他们发起了进攻。可他们既没有攻击政权，也没有攻击政变的始作俑者。
如此荒谬的事情，我们的西方同事却把它当成了自己所持立场的理由。我们抱着信任的态度，坦率、开诚布公地跟他们谈过很多次。我现在已经十分坚定地认为，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非常清楚发生的事情。而发生他们将乌克兰总统彼得•波罗申科称为民主的灯塔，将他的政权称为“典范”的事情，是因为他致力于倾向西方的现代价值观。当然，暗地里，他还“将成为遏制俄罗斯的项目和规划中的一部分”，并在其间发挥主要作用。关于这一点，大家都心照不宣，而这才是正在发生着的事情的主要先决条件之一。
当他们明白，他对《明斯克协议》的任何条款都说不清楚的时候，他们也就会意识到，他控制不了激进的民族主义分子。就在不久前，五个西方的国际非政府人权组织（包括：“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等）向乌克兰总统彼得•波罗申科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信中列举了激进的民族主义分子仅在2018年所犯下的罪行。那里涉及的事件包括：3月8日攻击妇女游行队伍、纵火焚烧乌日格罗德市的匈牙利中心，以及在伊万-弗兰克夫斯克市和利沃夫市等其他乌克兰城市实施了类似行动。然而他没有任何反应。
西方已经确认，所谓的“志愿者战斗营”，包括臭名昭著的“阿佐夫营”（甚至连美国国会都已禁止向其出售武器）并没有消失，而是被正式编入了乌克兰武装部队和国民卫队，尽管他们并不真正隶属于中央军事指挥部，甚至有可能正相反，是他们在对基辅的军队和安全部队所持有的立场指手画脚。当然，西方在这段时间也已经深信不疑的是，乌克兰总统彼得•波罗申科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的改革也完全搞不清楚。有一次他说，这是民主的胜利，他声称，要想执行《明斯克协议》，应当首先让俄罗斯向乌克兰当局投入政治资本，就更别说金融资本了。而西方已经不得不颜面尽失地说，他们错了，他们需要首先对基辅施加影响。我不知道，那些荒谬不堪的声望和丢人现眼的威胁，还能在多大程度上占据主导地位。根据我的估计和资料显示，我们的西方同事，至少是欧洲同事，正在没有媒体参与的情况下与当前的乌克兰领导人进行交流，也许他们会铁面无私地讲一些东西，并取得一定的反馈，但是，总的来说，我们还没看到这种反馈。
现在我们回到那个能做什么的问题，尽管这没法不让人觉得是老生常谈，但还是有必要要求执行《明斯克协议》，因为在该协议中体现了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人民的合法愿望。《明斯克协议》是在他们的参与之下，同时也是在代表整个欧盟的德国和法国的参与下商定的。此外，在这些协议签署一周后，我们已获得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一致通过，该决议确定了这些《明斯克协议》完全符合那张纸上所陈述的精神和文字。我们应该努力实现这一目标。我曾在欧洲跟我们的同事谈过这个问题。
我和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瓦西里•格拉西莫夫刚刚去过柏林和巴黎。我们在那里主要讨论了叙利亚难民的问题。对于欧洲人和中东地区国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我们想协商一些共同工作的原则。当然，我们讨论的内容也涉及到了乌克兰。他们建议召集一个新的“诺曼底四国”峰会（德国、法国、俄罗斯、乌克兰），在这项工作中确定基调，并支持随后将在联络小组中获得许可的流程，而这个联络小组中已经有顿巴斯的代表。我们提醒他们，2016年10月，在柏林举行过一次例行峰会，此前一年的峰会是在巴黎举行的。当时在柏林，四国领导人指着地图一起研究那里发生的事情，之后一致同意，不只是要开始移除重型武器，还要撤出军队和装备。各方商定，从三个试点地区开始，也就是从“彼得罗夫斯科耶”、“佐洛托耶”和“斯塔尼察•卢甘斯卡亚”开始，并要求在一个月内完成这件事。在规定的这段时间里，军队和装备从前两个居民点撤到了协商好的距离。而针对“斯塔尼察•卢甘斯卡亚”，乌克兰代表团开始要求在进行这样的撤退前，需要保持一周时间的彻底停火。对于为什么在前两种情况中没有单独提出此类要求，他们没有回答。他们只是说，在这个地方就是有这种特殊性，就是需要一个星期。
从那以后，欧安组织特派团正式报告了二十二次，在“斯塔尼察•卢甘斯卡亚”，在这个地区，已经有7天甚至更多天遵守了停火制度。乌克兰方面说，这不是他们的统计数据，在他们的记录里有过几次射击。我毫不夸张地说，迄今为止，这份由领导人达成的协议一直没有完成。此外，在前两个居民点，曾经双方都从那里撤出了军队，但现在军队又再次进入到那里，并开始在这些“灰色”地带挖掘战壕。这份由“诺曼底四国”元首就三个具体的居民点达成的协议，不是抽象的，而是非常具体的，但协议却得不到执行。我认为，若再举行一次峰会，将对“诺曼底四国”的声誉产生不好的影响。更何况，在政治领域，这种最起码的东西，如许多人都可能知道的“施泰因迈尔公式”，已经在两年半（快三年）的时间里都不能落实在纸上。
2015年10月，时任德国外交部长的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建议调解立场，提出首先应当做的是：通过关于顿巴斯拥有特殊地位的法案，并使其生效，或举行选举。他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法：关于特殊地位的法案，可在投票当天临时生效，或者在欧安组织公布关于这些选举的报告当天，长期生效（一般情况下，报告需要占用两个月的时间）。言下之意是，如果欧安组织的报告确认选举是自由和公正的，那么这项法案就将长期生效。但是乌克兰人却以此为借口，试图拖延协议的执行。三年前我所说的，无论是在“诺曼底模式”专家会议上，还是在联络小组的会议上，这份协议连同“斯塔尼察•卢甘斯卡亚”一起，都被我们的乌克兰同事束之高阁。他们坚决拒绝将其写在纸上。我再说一次，在这种情况下，应该直接做出要求。我认为，我们的西方伙伴，至少在他们的内部讨论中，以及与基辅的私下接触中，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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