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发表署名文章，《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2025年2月4日

多极世界的法律基础应是《联合国宪章》

80年前，也就是1945年2月4日，雅尔塔会议拉开了序幕。会议期间，二战胜利国，即苏联、美国和英国的领导人确定了战后世界的基本架构。尽管意识形态存在分歧，但三国代表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决定铲除德国纳粹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各方在克里米亚达成系列协议，并在1945年7月至8月的波茨坦会议上进行确认和发展。

谈判的成果之一是成立联合国组织并通过《联合国宪章》。该宪章至今仍是国际法的主要来源。《联合国宪章》中所明确的国家行为的宗旨及原则旨在保障各国和平共处和稳步发展。雅尔塔-波茨坦体系的基础是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即任何国家不得声称自己处于支配地位，各国在形式上都是平等的，无论其领土面积、人口、军事实力或任何指标表现。

八十年来，尽管学者们一直围绕着其优缺点而议论纷纷，雅尔塔-波茨坦体系为国际体系的运作创建了法律法规的框架。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发挥了自身最关键的作用，即保障人们免受新的世界大战。我们无法否认专家的观点，即“联合国没有带领我们进入天堂，但至少将我们从地狱中拯救了出来”[1]。《联合国宪章》中规定的一票否决权不是一种特权，而是一些国家所肩负的旨在维护和平的特殊担当，是防止冒失决策的坚实屏障，为在兼顾各方利益的基础上寻求共识创造了空间。作为雅尔塔-波茨坦体系的政治核心，联合国是应对共同挑战并制定集体对策的唯一全球化平台，涉及维护国际和平、安全及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等多个领域。

正是在联合国框架下，以及苏联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下，各方做出了历史性决议，为我们当前所目睹的多极世界进程奠定了基础。我这里指的是1960年，在苏联的倡议下，各方在联合国框架下通过了《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该宣言的通过在法律意义上正式启动了去殖民化进程。在那个时代，数十个曾经受大都市压迫的民族获得了独立，在历史上首次获得了建立国家的机会。今天，一些前殖民地声称自己是多极世界的权力中心之一，而另一些前殖民地成为了区域一体化组织的成员。

俄罗斯学者正确地指出，任何国际机构首先都是“限制国家与生俱来的利己主义的一种方式”。[2]在这个层面上，联合国及各方协商确认的《联合国宪章》也并非例外。因此，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是一种基于国际法、真正普适规则的体系，同时各国都应履行法律法规。俄罗斯与国际社会的大多数成员一样，对此从未有过任何异议，但西方国家尚未从“特权综合征”中康复，他们习惯了按照新殖民主义模式行事，即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实现自身发展，因此对以尊重国际法为基础的国家间互动形式感到不适。

美国前副国务卿纽兰曾坦率地告诉我们这一点。她在一次采访中坦率承认，“雅尔塔协定对美国来说不是一个好决定，美国不应该同意”。该言论有力解释了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所作所为。纽兰认为，1945年，华盛顿是被迫同意这种战后秩序，美国精英一向将此视为负担。正是这种情绪使得美国随后决定重新审视基于雅尔塔-波茨坦体系而建立起来的和平。这一进程始于1946年丘吉尔广为人知的“铁幕演说”，该演说实际上向苏联宣布了“冷战”。美国及其盟国将雅尔塔-波茨坦协议视为战术性退让，从未遵循《联合国宪章》关于国家主权平等的基本原则。

随着苏联解体以及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西方本有机会自我纠正，展现出审慎和远见，但自私的本能占据了上风。1990年9月11日，美国总统老布什在国会发表讲话，宣布国际新秩序已经到来[3]。按照美国战略家的理解，这意味着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完全占据主导地位，意味着华盛顿迎来了可以无视《联合国宪章》的法律约束、单方面采取行动的“机会之窗”。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表现之一是华盛顿对东欧的地缘政治探索，其引发的爆炸性后果使我们不得不开展特别军事行动。

随着以特朗普为首的共和党政府重新掌权美国，华盛顿对二战后国际进程的思考有了新的维度。1月15日，新任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在参议院就此发表了激情讲话。讲话主旨是：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已经过时，并且沦为了反对美国利益的武器。[4]也就是说，以联合国为核心的雅尔塔-波茨坦体系已经失效，集中体现冷战后时代以华盛顿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利己主义和傲慢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也已经失效。向“美国至上”理念的转变让人不安地想起希特勒时代的“德国至上”口号。而对“武力求和”的押注可能最终会葬送外交事业。更不必说，这种言论和意识形态构建已经丝毫不尊重华盛顿在《联合国宪章》下所承担的法律义务。

然而，现在不是1991年，也不是现任白宫主人首次登上“舰长之桥”的2017年。俄罗斯分析师正确地指出，“全球不会回到美国及其盟友所捍卫的状态，因为人口、经济、社会和地缘政治条件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5]。与此同时，我非常相信一种预测，即“美国将在某一时刻意识到，没有必要夸大其在国际事务中的责任范围，美国将非常自在地明白，自己是领导国之一，但不再是霸主”[6]。

多极化趋势正在加强。相较于抵制这一客观进程，美国能够在可预见的未来与俄罗斯、中国和全球南部、东部、北部和西部的其他大国一道，成为负责任的权力中心之一。现在，新一届美国政府似乎将慌乱进行尝试，以测试当前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在满足美国利益方面的局限性。不过，我相信这届政府很快就会意识到，国际现实远比那些在面向美国受众及顺从的地缘政治盟友发表的演讲中被引用的世界观要丰富得多。

我们期待这种清醒的认识，将继续与我们的伙伴一起艰苦努力，推动国家间关系机制适应多极化现实，以及《联合国宪章》所体现的雅尔塔-波茨坦体系的国际法共识。2024年10月23日，金砖峰会通过了《喀山宣言》，反映了全球大多数在这一问题上的一致立场，明确重申“维护国际法，包括作为其不可或缺基石的《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作用”[7]。这是塑造现代世界面貌并代表世界大多数人口的国家所阐述的方针。是的，我们的南方和东方伙伴在参与全球治理方面有着非常合理的愿望。与西方不同，他们和我们一样，愿意就所有问题进行坦诚和公开的对话。

我们对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俄罗斯支持通过扩大全球大多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代表性，使安理会更加民主。我们支持巴西和印度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支持在非洲人自己商定的范围内纠正对非洲大陆的历史性不公。“西方集团”在安理会中的代表性过高，为其分配更多的席位只会适得其反。德国或日本已将其大部分主权委托给海外赞助国，同时还在国内复活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幽灵，他们无法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工作带来任何新意。

我们坚决捍卫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特权不可侵犯。面对变幻莫测的西方国家路线，只有一票否决权才能保障安理会做出兼顾各方利益的决定。

西方代表掌握了绝大多数联合国秘书处的重要职位，这种人员配置令全球大多数感到反感。使联合国体系与全球地缘政治版图相符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喀山宣言》对此有非常明确的表述。让我们拭目以待，习惯于服务西方集团利益的联合国领导层将采取何种行动。

至于《联合国宪章》所载的规范性框架，我深信这个高度符合多极时代的需要。在这个时代，各国主权平等、互不干涉内政等原则以及其他基本规则，包括1970年《国际法原则宣言》中所载的人民自决权（各国都有义务尊重一国领土完整，如果该国政府能够代表居住在相关领土上的全体人民），都必须得到切实尊重。在此已无需证明，2014年2月政变后，基辅政权并不能代表克里米亚、顿巴斯和新罗斯地区的居民，正如西方大都市并不能代表其剥削的殖民地人民一样。

违背联合国原则，粗暴地按照自己的利益重组世界的企图将带来更多的不稳定和对抗，甚至最终导致灾难性局面。在当前国际事务冲突频发的背景下，慌乱摒弃以联合国及《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雅尔塔-波茨坦体系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混乱。

经常有人认为，在战斗镇压基辅种族主义武装力量（西方集团对其予以支持）尚未结束的情况下，谈论理想的世界秩序是不合时宜的。我们认为，这种想法非常狡猾。在二战最激烈的时期，包括1943年莫斯科外长会议和德黑兰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期间，以及战胜国的其他接触期间，直到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期间，盟国都讨论过战后世界秩序的架构问题，其中也包括了《联合国宪章》的构架问题。一些盟国当时就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是另一回事，但这并不影响《联合国宪章》所载的平等、不干涉他国内政、和平解决争端、尊重所有人的权利（无论其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 ）等崇高原则的重要性。现在，我们很清楚，西方“别有用意”地签署了宪章，随后却在南斯拉夫、伊拉克、利比亚、乌克兰粗鲁地违反了上述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免除美国及其卫星国的道义和法律责任，应该放弃《联合国宪章》所体现的联合国创始国的独特遗产。如果现在有人试图重写《联合国宪章》（打着摆脱“过时的雅尔塔-波茨坦体系”的口号），那将是天理不容的。世界将完全失去共同的价值观。

俄罗斯愿意围绕协调各方利益、巩固国际关系的法律基础共同开展坦诚工作。2020年，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倡议召开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会领导人会晤（这些国家肩负着“维护文明的特殊责任”），围绕所有相关问题开展平等对话。[8]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与俄罗斯无关），会晤未能举行。但我们并没有失去希望，尽管与会者的组成和会议形式可能会有所不同。用普京总统的话说，最重要的是“重温创立联合国的初衷，遵守《联合国宪章》原则”[9]。在即将到来的多极化时代，这应该成为调节国际关系的指路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