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在“2050未来论坛”发表讲话并回答提问，莫斯科，2025年6月9日

尊敬的各位朋友，

同事们！

德米特里・赛姆斯想必是以美国前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的名言开场的。哈里斯曾说，今日发生之事，明日不会重演。这大致就是她的名言想表达的意思。世事正是这样。

感谢各位对我的溢美之辞。一个人在世纪之交担任了重要职务后会发生何种变化，这个问题极具现实意义。首先，需要从个人层面进行思考。我已经很久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了。现在重温那段历史时期，记忆里，甚至感觉中都浮现出我们当年经历的失望与苦涩，而后才透出几缕希望的微光。

正是多极化世界的主题让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我于1994年起在纽约工作。1996年1月，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被任命为外交部长。他至今仍是我们伟大的导师，他十分杰出、拥有多方面的才能。他对政治、地缘的预判能力，在全世界政坛上都少有人能及。他在当时提出了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多极化世界构想，有力回应了某些政治学家的“历史终结论”——即西方自由主义秩序将畅通无阻地“笼罩”全球，渗透到人类思想、灵魂、心灵乃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普里马科夫不仅提出这一构想，还积极推广。首个具体举措是1997年中俄元首在莫斯科签署的《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

当时，普里马科夫担任鲍里斯・叶利钦政府的外交部长。正是在1997年，为多极化加入国际对话经常性议题“名单”奠定了法律基础。

2002年，弗拉基米尔・普京就任总统后，举行了首次中俄印领导人会晤。自此，中俄印“三国机制”成为了对所有参与者均有益的合作平台。尽管在媒体报道方面，不如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机制密集。中俄印领导人会晤虽然不张扬，却以不隐蔽、非秘密的方式稳步推进框架内合作。迄今为止，已举办约二十次外长会议及数十次其他部长级会议，涵盖了经济、交通、能源、人文等领域。

自那时起，多极化便不断发展。我们可以负责任地说，普里马科夫的论断为该构想奠定了基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的力量中心（经济增长、金融实力和随之而来的政治影响力）在欧亚大陆、亚太地区、中东、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出现——总之，它们无处不在。这一趋势反映出每个地区的国家都渴望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自身及所在地区的发展。我认为，这是一种积极的趋势。尤其是在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致使世界经济和其他关系发生变化的背景下，这一趋势获得了新的动力并加速发展。特朗普主义者摒弃了历任总统们推崇的全球化模式，认为其意识形态色彩过浓。他们开始在国际舞台消除各类意识形态渗透，这些渗透形式各异，本质却是相同的——即采用新自由主义的方法，“集体西方”通过新殖民主义手段再度演绎“历史终结论”，以现代剥削体系替代殖民暴力：全球南方与东方国家普遍沦为原料供应地（只有个别例外，总体上就是这样），而附加值的巨量份额仍由西方攫取——此类例证不胜枚举。

非洲的第二次“觉醒”再次印证了这一点，这里曾经遭受了最为残酷的殖民统治，今天的斗争焦点正是抵制西方依然盛行的新殖民主义行径，这些行径已遭到越来越多的国家抵制。

2024年12月，在“捍卫《联合国宪章》之友小组”（该小组于2022年根据委内瑞拉提议设立，现有约20国加入且持续扩容）的倡议下通过了一项决议，堪称抵制新殖民主义的当代实践。今年秋天即将举行的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上，该议题必将引发最为激烈的辩论。

这不仅仅是某种运动、某个会议或是讨论通过的某份文件。统计数据表明，多极化进程取得了重大进步。例如，中国的经济总量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稳居全球第一。顺便提一句，俄罗斯目前位居第四。鉴于我们现在正在针对宏观经济任务和解决这些任务所采取的措施，我认为俄罗斯的排名不会下降。

正如2024年就已公布的数据，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俄罗斯超越了日本和德国，而所有金砖国家的这项指标早在数年前就超过了西方七国集团，且之间的差距还在持续扩大。同时，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机械的经济增长数字，这一切都通过重大的结构性改革得以实现。全球南方中的多数国家尽管仍与西方保持着商业和正常关系（俄罗斯也愿维持这些关系，但关系破裂并非基于我们的选择），但对西方国家尤其是西方货币的依赖正在逐步减弱。他们正在建立独立于西方的对外贸易机制，开辟新的物流运输链路，并在文化、教育及体育领域构建了新型合作平台。刚提到了体育领域，其发展趋势尤为引人注目：目前已经新组建了举办多边赛事活动的组织机构，并与美国齐头并进。未来我们还将见证更多变化，文化领域也不例外。就连充斥着各种奇异“装饰”和“花边”的“欧洲电视歌唱大赛”，也渴望回归正常歌曲，唱出普通人的真实情感。变革进程已然开始。

多极化已经成为地缘政治现实，这也得到了西方的认可。我记得，乔治・拜登政府的幕僚们此前曾提及这一点。2025年1月，我的同行、现任美国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表示，单极世界秩序是“冷战结束的畸形产物”，当时所谓的“历史终结论”盛行一时，仿佛一切都将由西方主导。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尽管在其他议题上的言论颇具争议、考虑不周，但对多极化趋势的判定却十分明确，他认为这一趋势具有严肃性、长期性和不可逆转性。

众多欧洲国家的代表多次承认，世界舞台上，力量平衡的变化已不再有利于西方。

问题在于，在谈及多极化时，虽然所有西方代表都承认这一事实，却认为这未能体现福祉或平等、友爱、自由原则，反而视作对其利益和统治地位的威胁与挑战，他们正是凭借这种统治维系了自身几个世纪的繁荣。

我们不再参加每年二月份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它已彻底沦为西方哲学和思潮的辩护工具。今年二月，该会议的新增议程恰恰以多极化（他们称之为“multipolarization”）为主题。他们发布的报告表明，西方恐惧多极化，企图扼杀其发展，甚至彻底摧毁并阻止其复苏。正因如此，他们才咄咄逼人，不惜对主权国家发出最后通牒，强令其不得违反西方确立（或试图确立）的单方面秩序，包括那些不合法的、构成犯罪的单边制裁，这些行为恰恰违背了西方三十——四十年前所推崇的准则。

慕尼黑安全会议的报告认为，多极化是一种挑战，几乎等同于混乱、大国间永恒的竞争和对抗，并且，这种对抗将对国际安全构成威胁。报告撰写者的逻辑和哲学理念是：只有当“单极存在”时，人类才能获得稳定与和平的发展前景。而“单极存在”指的是谁，不言自明。任何多样性或多极化都会被视为威胁，尤其对那些妄图实现“历史终结论”、维持单极世界秩序的人而言。但这是不可能的。那份报告的结论显然站不住脚。

当前国际舞台的实践恰恰与之相反——当各国（包括大国）相互尊重彼此利益时，总能达成共识。我们与中国、印度、独联体、欧亚经济联盟等伙伴之间存在诸多争议性问题，需进一步磋商与相互让步。合作越紧密，涉及利益协调的议题就越多。但只要秉持相互尊重、摒弃威胁与最后通牒，更不会付诸行动，就总能找到公正的利益平衡点。这正体现在我们与中国、印度、其他邻国，金砖国家、上合组织成员国，阿拉伯、伊斯兰世界，非洲及拉美伙伴的合作之中。

需要重申的是，我们展开接触和共同工作的范围主要集中在周边邻邦以及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独联体和欧亚经济联盟等机制框架内。世界若要发展，就必须尊重公认的原则。我听闻许多同仁在各种讨论中预言，雅尔塔-波茨坦体系将被打破并创建新的秩序。对此我想警示他们，这类激进做法不可取。就像常说的那样，当前西方在法律适用方面显然存在严重问题。

以国际法律基础为例，《联合国宪章》哪里不适用了？它首先明确规定：联合国的所有活动都基于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它强调，各国不得干涉彼此内政，必须消除战争与战争威胁——这正是联合国的宗旨。问题在于，《联合国宪章》中的这些原则不应像点菜那样选择性适用，就像西方的俗语所说：“挑了自己爱吃的肉排，却又嫌弃鱼肉”。他们紧紧抓住《联合国宪章》首页的民族自决原则，在既无战争风险又无军事对抗的背景下，硬生生将科索沃从塞尔维亚“剥离”出来，还宣称这是民族自决的明证。可事实呢？当地从未举行公投，除了那个由“科索沃解放军”——一个犯罪集团控制的傀儡议会和“政府”外，没有任何真正的自决过程。这是2008年发生的事。

到了2014年，政变分子通过血腥政变在基辅夺权后，践踏了前一天在欧盟保证下与时任总统签署的提前选举协议，并自封为“胜利者的政府”，克里米亚和顿巴斯人民奋然在政治上反抗政变者，只求免受侵扰。而政变分子却宣布他们是恐怖分子，动用正规军镇压，使用战机轰炸了卢甘斯克，种种暴行持续至今。整个西方的耻辱在于——他们从未调查这些罪行，包括2014年5月2日敖德萨工会大楼活活烧死近50人的血腥事件。当时欧洲委员会曾经胆怯地试图协助调查，虽获许可，却明显收到了非公开的提示——被告知“要清楚自己的本分、待在该待的位置”。真是耻辱。

再谈谈布查事件。三年前出现了“巧合”的一幕——俄军在签署协议前为表示善意撤离了基辅郊区，两天后（这两天内只有当地政府留在那里），BBC记者突然抵达该镇，奇迹般地在主干道（而非地下室）拍摄到了整齐排列的尸体。他们无比愤慨，在“俄罗斯是野蛮人、是屠夫”的谴责声中，新一轮制裁措施随即出台。

我们曾多次向联合国机构发出正式请求，要求调查侵犯人权的行为。人权理事会在我方未参与的情况下成立了乌克兰事务独立委员会。我方曾三次正式致函该委员会，至今杳无音讯。我本人曾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当面询问古特雷斯秘书长——既然BBC记者成功拍摄到了陈列的遗体，能否通过他的“斡旋”获取那些尸体名单？他却回避视线，面露窘迫，匆匆离场。过去两年，我曾两次赴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每次结束前都会举行全球媒体参与的记者会。我呼吁记者们秉持职业嗅觉、操守和尊严，曾问他们：难道诸位对布查事件无动于衷？还是说有人禁止你们触碰这个话题？结果不言而喻——无人回答。

《联合国宪章》中，除领土完整、民族自决权外，还规定了许多其他原则。1970年，联合国大会全体一致通过了《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其中在第（e）条提到了关于自决权与领土完整的关系，宣言指出：应当尊重一个国家的领土完整，前提是这个国家的政府尊重民族自决原则并因此代表居住在其领土上的全体人民。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政府，有义务捍卫领土完整，有义务代表生活在其领土上的全体人民。

可是，在政变后，有谁怀疑过掌权的种族主义者、纳粹分子能否代表俄罗斯族、俄语使用者以及许多其他不愿接受这个犯罪政权的民族群体呢？

必须尊重人权，不论种族、性别、语言和宗教，这比民族自决权更早写入了《联合国宪章》（你可能不相信）。你听过为泽连斯基政权辩护的西方国家说过必须尊重人权吗？一次也没有。

在公共场合，无论西方针对哪个国家（俄罗斯、中国、委内瑞拉、伊朗，甚至如今的匈牙利、斯洛伐克——任何一个国家），人权问题总是他们指控清单上的首要条目。而在乌克兰却绝无此类情况。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洲理事会前主席米歇尔以及其他政客和大多数欧洲领导人都宣称必须继续援助乌克兰，使其“战胜俄罗斯”。后来“战胜”变成了“避免输给俄罗斯”，现在又成了“需要停火以补充弹药供应”。但他们都声称乌克兰“值得支持”，因为它在“捍卫欧洲价值观”。那些在所有领域禁止使用俄语的法律，以及实质上旨在摧毁乌克兰东正教会的最新法案，直接违反了我所引用的《联合国宪章》条款，居然被“开明”的欧洲视为乌克兰纳粹分子在为欧洲“价值观”而战。欧盟扩大事务专员玛尔塔・科斯曾表示：“乌克兰已完成启动入盟谈判所需的一切前提条件。”

欧盟试图扼杀多极化及任何不同政见，就像对待罗马尼亚那样，就像对待匈牙利、斯洛伐克及所有考虑自身利益的国家那样——这些国家不是为了欧洲的利益。多极化如今变得不一样了。无论欧洲领导人如何行事，它正在形成并将持续发展。

不久前我们注意到，如今在欧亚地区、非洲、拉丁美洲涌现出很多一体化组织。非洲有覆盖全大洲的联盟——非洲联盟，拉美及加勒比地区也有同样的联盟——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但欧亚地区尚未建立。尽管这里是面积最大、资源最丰富，且在可预见历史周期中最具发展潜力的大陆。

当我们讨论欧亚安全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总是欧安组织（北约自不必说）、欧盟等机构。确实，他们曾试图以“诚实的中间人”自居，将与欧洲大陆相邻的亚洲国家纳入其机制。但欧安组织和北约均以欧洲-大西洋为构想——即便在1975年筹备赫尔辛基峰会时，最初划定的范围也仅限乌拉尔山脉以西至里斯本的欧洲区域，但欧洲国家坚持邀请美国和加拿大加入其中。

欧洲-大西洋模式已然名誉扫地。这不仅包括欧安组织，也包括欧洲-大西洋构想的另一产物——北约。如今可以断言，欧盟同样如此，它原本致力于成员国的经济、社会、基础设施发展，确保这些区域的互联互通。然而，几年前俄罗斯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之时，欧盟公然宣泄对俄仇恨，重拾所谓“令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纳粹侵略思想，试图让整个欧洲置于枪口之下，效仿拿破仑、克里米亚战争及两次世界大战的行径（现在，所有认同这一点的正常人都看清了真相）。欧盟与北约签署了协议，向北约开放领土，以便向靠近俄联邦边境的东部地区输送武器装备，由此彻底沦陷在了欧洲-大西洋主义之中。

最重要的是，这些组织再也不能声称自己填补了泛欧亚大陆论坛的空白。欧安组织几乎彻底瓦解，协商一致原则遭到践踏。现任轮值主席国芬兰正筹备欧安组织第50届外长理事会年会，却不邀请所有成员国（他们暂且这样打算），以免破坏庆祝氛围。北约也深陷危机，目前正在争论的改革（5%的国防预算）将对北约产生何种影响，让我们拭目以待。更值得关注的是，特朗普政府明显更加聚焦远东事务，也就是他们所称的“印太地区”（即亚太地区），就像如法国人所说“让欧洲处理自己的事务”，这种态势对北约的冲击，我们继续拭目以待。

因此，我们亟需建立泛欧亚大陆的合作机制。我们曾与欧盟建立过数十种合作机制，也曾设立过俄罗斯-北约理事会，涵盖了反恐、阿富汗合作等众多项目——可谓应有尽有，但当前仍然缺乏覆盖整个欧亚大陆的机制。

在首届俄罗斯-东盟峰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曾提出：不必新创立机制，而应“立足现实”，即依托欧亚经济联盟。欧亚经济联盟与上合组织建立了联系，这两大组织又分别与东盟保持合作关系，同时欧亚经济联盟还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项目开展协作。

如果我们把在上述各领域继续开展工作的各方召集在一起，探讨一下如何以有益的方式协调这些事务——这一进程就是普京总统所称的“大欧亚伙伴关系”。除了刚才列举的机制外，还包括与我们关系非常密切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发展委员会、中亚五国和其他多边架构。

我们建议，在对欧亚大陆所有国家无条件开放的基础上发展大欧亚伙伴关系，使区域内各国获得巨大竞争优势，而西方国家正试图摒弃这些优势。

可能为了阻止美国人修复“北溪”管道，德国总理默茨声称“北溪”项目受制裁且禁止修复，他还“哭诉”德国普通民众正在遭受关税战之苦。真是“好样的”！

如果大欧亚伙伴关系能顺其自然形成，它完全可能成为欧亚安全架构的物质基础。我们当前正优先与白俄罗斯朋友促成此事——他们将于今年举办第三届欧亚安全会议。

今明两日，白俄罗斯外交部长马克西姆・雷任科夫将访问莫斯科。我们共同起草了《欧亚多样性与多极化宪章》草案，作为一项倡议供各方讨论。该进程持续推进并引发了多国的广泛兴趣。此前的欧亚安全会议已吸引北约、欧盟国家（匈牙利、斯洛伐克、塞尔维亚）代表参与。这一进程对欧亚大陆所有国家开放。

一周前，我们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与其他国家杜马党派的代表在彼尔姆就该主题举行了社会政治听证会。参会人员包括许多亚洲国家的政党领导人，如日本、韩国、泰国、中国。这些政党均为亚洲政党国际会议的成员。

问：问一个关于美国政府的问题。他们已执政五个月，在此期间发布了许多声明和任命，其中一些人事任命因重新审查和被解雇而未能实施。您如何看待俄罗斯与特朗普新政府的关系？双方关系如何？这一切将走向何方？

谢尔盖・拉夫罗夫：我认为，我们与特朗普政府的关系比拜登政府时期更趋合理、正常化。2021年6月16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拜登在日内瓦举行会晤后，双方关系曾出现转机（遗憾的是未能发生如安娜莱娜·贝尔伯克所说的360度转变，而是转了180度）。先前所有的沟通渠道均已中断。日内瓦会谈很有成效：会谈（小范围会面）开始时，拜登总统脱稿发言，他表示：美俄是两大强国，我们都有自己的历史。我们应该尊重彼此和任何其他国家的历史。美国建造了一座大熔炉，所有移民从熔炉中出来后都成了“美国人”，额头上会刻着“人权”和“我们都是美国人”的字样；即使是俄罗斯帝国，也会赋予不同地区特殊的地位以包容和尊重多样性。因此，俄罗斯是截然不同的文明型国家，是最具多样化意义上的文明实体。美国不希望任何人破坏这种完整性和统一性。自2000年普京就任总统以来，做了很多事情，国家实力得到增强。这至关重要，拥核且稳固的俄罗斯才能保障自身安全。

巴西总统卢拉・达席尔瓦近日表示，拜登就任总统期间曾对其表示“应当消灭俄罗斯”。这与他此前的立场截然不同。最初，拜登最关切的是让俄罗斯丧失对自身军事力量的掌控，后来核心目标又转变为消灭俄罗斯。

随后双方的沟通渠道中断了。后来美国中情局局长威廉・伯恩斯曾来访，（引用美国人的说法）试图劝阻我们放弃攻击乌克兰这一“不可撤回”的决定。我们明确回应：俄罗斯的诉求并非攻击他国，而是捍卫自身的合法安全利益。当时俄方向北约提交了双边协议草案，另向美国提交了俄美条约草案，其中清晰界定了俄罗斯安全利益范围，不会给邻国安全造成损害。2022年1月，我方在日内瓦与时任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就这两份文件进行会谈。但美方无视我方诉求。我们提出通过采取特别军事行动达成有关目标，被他们断然拒绝并表示“不可接受”。而关于确保乌克兰不加入北约的承诺，甚至都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告诉我，最多只能接受我们部署地面中短程导弹，这类武器被《中导条约》禁止，但美国已退出该条约。对于俄方提出的在未缔结条约的情况下实施两个并行且互不关联的暂停部署倡议，美国未曾回应，将来也不会回应。布林肯建议，美国在乌克兰境内部署特定数量的地面中短程导弹，而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附近承担同等义务，并设定数量“上限”。一周后，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泽连斯基歇斯底里地宣称“没有人能禁止乌克兰加入北约”，现场赢得了不少掌声。再一周后，乌克兰公然违反明斯克协议，对顿巴斯的炮击增加了10-15倍。当时我们已准备好执行“B计划”——不再通过明斯克协议结束冲突，而是武力收复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共和国未被基辅控制的小片领土。我们别无选择。

我们绝不能沉溺于幻想。今年2月底在利雅得会见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时，美方作为会议发起方在开场时表示，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的外交政策以国家利益为立足点。他们承认其他国家也有国家利益，尤其当涉及美俄这样的大国时。因此，为避免意外和误解，他们默认了一个前提：在多数情况下，大国之间的利益诉求总存在分歧。但当俄美等大国的国家利益一致时，若不利用这种一致性在实体领域（经济、能源、交通、航天、北极开发等）推进互惠项目，将是重大失误。在大多数情况下，当这些利益不一致时，大国的责任是防止分歧升级为对抗，尤其是激烈对抗。我双手支持这种立场。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始终遵循这一原则。我们愿与各方坦诚对话，既不牺牲本国的核心、根本及合法利益，也不要求合作伙伴放弃他们的利益。协议永远可以达成。“利益平衡”与“让步”这两个词，正是普京总统在回应“与谁达成协议”时反复强调的关键词。

我也不会上当受骗。我们不知道特朗普政府内部局势将如何发展。我认为，两国总统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建立的关系是务实高效的。他们不需要任何寒暄铺垫，在定期通话中总是直奔主题。这才是应有的工作方式。直接表明自己的立场，才能避免幻想破灭和希望落空。在我看来，美国总统特朗普、他的国务卿及副总统，都是希望以这种方式开展工作的政治家。

问（翻译自英文）：如果俄罗斯从特别军事行动转向反恐行动，您认为将面临哪些挑战？

谢尔盖・拉夫罗夫：我们对此感到关切，不仅是因为今年6月初发生的事件，还因为基辅政权从一开始就使用了这样或那样的手段（尽管不像在布良斯克州和库尔斯克州那样赤裸裸）。我们可以列举任何开展作战行动的地区，结论都是一样的。我认为最明显的例子是库尔斯克州。我们的武装力量明确阐释了打击乌克兰境内目标的类型——包括军事设施、部队驻地、装备集结点，以及被乌武装力量或安全部门征用的民用设施。

至于库尔斯克州，我们都看到了乌克兰纳粹在那里的所作所为。如果作为“观众”，就会发现那里没有任何设施与作战行动相关。但是，我们对此并不感到惊讶。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与政府成员最近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明确指出了这一点。我们就以此为出发点谈一谈。

这种威胁相当严重。显然，这些行动都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但若没有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支持，他们将束手无策。现在问题不在于“撒克逊人”，而在于英国人的支持。虽然可能还有美国情报机构出于惯性的参与，但英国人已百分之百地参与其中。我们不仅需要通过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其工作量极为庞大）采取措施，还需要俄罗斯内务部、国家近卫军及其他特种部门协同行动。重要的是，就像我们过去常说的，要让民众提高警惕，相关工作正在推进。您说得没错，恐怖主义威胁有升级的风险，我们已注意到这些风险。我们将全力遏制这些威胁，确保其不危害我国公民。

问：2023年新版《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将贵国定位为文明国家，并强调与西方自由主义不同，属于欧亚文明传统的自我认同。这种致力于文化和文明主权的认同，将对俄罗斯未来与欧洲和美国的关系产生何种影响？俄罗斯和中国等文明国家是多极化的主要缔造者。它们的文明合法性，尤其是摆脱西方逻辑（“分而治之”“零和游戏”）的愿望，有助于人与人之间更好地合作。您如何看待中国经济与欧亚经济联盟之间的协同作用？这将对地区内外产生什么影响？能否建立一个泛欧亚的组织？俄罗斯和中国能否为其成立奠定基础？

谢尔盖・拉夫罗夫：欧亚大陆的独特之处在于，这里不仅有两个已经发展和延续了数千年的文明，还有更多的文明。这里有印度文明，有奥斯曼文明，还有曾被称为罗马帝国的文明，这些传统依然存在一些回响。在其他大陆——如非洲、拉丁美洲，也有文明的根基，例如土著人民的根基，但他们并未被打上文明的印记：只有文化、传统和习俗。即使在格陵兰，也没有这样的传统。

在开场白中，我试图传达这样一个理念：所有人都是不同的，就像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宗教彼此不一样。在欧亚大陆，我们可以与所有邻国、所有大国找到共同语言。我完全同意您的观点，即通过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可以发出泛欧亚大陆的倡议，俄罗斯和中国可以而且应该在这一进程中发挥积极主动的主导作用。首当其冲的，我希望我们能够恢复三国机制（俄罗斯、印度、中国）的工作。在过去几年中，我们没有举行过外长级会晤。我正在与中国外长和印度外长讨论这个问题。我希望，一旦中印边境的紧张局势得到缓解，局势稳定下来，新德里和北京之间将重启对话，我们将能够恢复中俄印领导人会晤的工作。这将是推进泛欧亚大陆进程的重要一步。

问（翻译自英文）：如何改变西方对俄罗斯的看法？

谢尔盖・拉夫罗夫：许多苏联时期的俄罗斯人和其他民族同胞，都曾经历过类似“易北河会师”的幸福时刻——那是战胜可怕敌人的荣光时刻。尽管在战争的最初几天、几个月和几年中，我们目睹了西方的种种外交手腕：英国人持观望态度，盘算何时参战、站队何方；然后是提供援助、制定租借法案（并非无偿）。这种情况不断积累，不信任依然存在。所幸通过数次俄美英高层会晤，各方在最高层面达成了地缘政治妥协，其中既有冰冷的利益计算，也有精妙的平衡艺术。我从未见过比易北河会师历史影像更动人的喜悦场景。然而这一切很快遭到破坏：二战尚未结束，盟军在英国策动下已启动“不可思议行动”计划。值得庆幸的是，他们意识到进攻苏联是痴人说梦。但思维导向就此定下基调。随之而来的是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城的演说，“冷战”和“铁幕”的时代来临了。

当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人们因战胜邪恶而共鸣时，这种相通的幸福感最为珍贵。当前，我们同样身处善与恶的较量中。您说得对，西方（尤其是欧洲及由斯塔默、默茨、马克龙等政客主导的激进核心）除了通过向乌克兰提供高精度武器与我们作战（乌克兰人根本不会操作这些武器，实际操控者正是武器供应国的公民），更企图通过全面旅行禁令制造我国被孤立的假象。

某位欧洲议员前来参加胜利日80周年庆祝活动，竟被所属党团开除，更被禁止出席议会——真是可耻，这就是法西斯主义，这就是独裁统治。我已经提起过，他们对罗马尼亚的所作所为。

这些国家在莫斯科均设立了大使，部分国家还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设有总领事馆。大使的职责是向本国政府传递真实信息。当政府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战略挫败”目标时，大使们必须报告该任务在俄罗斯联邦境内的实际执行情况——俄罗斯联邦正是被宣布为摧毁对象的战争目标。我不清楚大使们如何汇报，但我们可以告知他们一些情况。

例如，一年前，也就是2024年5月，我国外交部研究决定，欧洲国家针对俄罗斯外交官实施了限制措施，俄罗斯不实施粗暴的对等反制措施。除极少数需要表达强烈抗议的场合外，我们基本未采取限制对方外交官的措施。

在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之前，我们保持着每半年轮流在双方场地会见欧盟各国大使的惯例，并举行工作午餐会，就各类关切问题展开自由讨论。

2024年5月，我们决定再次发出邀请，旨在了解他们对当前事态的困惑之处（当时未公开声明，现在这一点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这些国家的领导层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他们对俄罗斯的侵略造成了什么后果，对俄罗斯领导层和人民产生了什么影响。我们向包括欧盟驻俄代表团团长在内的全体代表发出邀请，并明确了具体日期和时间。然而在会期前夕，对方突然表示接到来自首都的指令，拒绝赴约。这充分表明欧洲根本不在乎其侵略政策的现实后果——他们甚至禁止大使“自由行动”。

我曾公开谈论过这件事。之后，我们得知，欧盟的代表们在欧盟驻俄代表处紧急集会，决定对我的公开批评作出回应——写一份文件，然后发布出来。这份后来公开的文件中写道，他们不接受侵略乌克兰的国家的外交部长邀请，而且事实证明，是这个国家毒害了纳瓦尔尼先生。

对此我必须指出：正如我们始终无法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乃至国际媒体处获得布查事件的死者身份，那些媒体似乎能深挖爱泼斯坦案，却对布查疑云视而不见。

关于纳瓦尔尼事件，我认为消费逝者生命的行为是种亵渎——无论对其立场持何种态度。当时，纳瓦尔尼在未办理任何必要医疗文件的情况下，24小时内即从鄂木斯克被送上专机转运德国。该专机人员入境时既无签证亦无护照，离境时也是如此。当他被送到夏里特平民医院时，未发现任何异常。之后他被立即送往联邦国防军医院，随即宣称检出“某种物质”。我们正式照会德方，表示纳瓦尔尼是俄罗斯公民，要求获知具体检测结果，这对我们很重要。德方竟回复：不可以，一旦告知纳瓦尔尼的检测结果，俄方将掌握德国生物计划的进展。并声称所有样本都将移交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当我们向该组织求证时——这个早就成为西方的私有机构表示：德国确实提交了报告，但禁止向我们公开。我说的绝非玩笑，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如何治疗的，在联邦国防军的诊所里给他用了什么药。这些药物是如何在一年、一年半、两年、三年后显效的，我也不知道。这些对话的实质就是西方完全拒绝提供事实依据。

如同马航波音客机事件，至今无人能提供实质证据。13名所谓证人中仅1人公开露面，其余皆为匿名。最近，荷兰进行了一次法庭审理，美国仅口头表示曾出示了卫星数据，也许他们没有出示，但法庭相信美国的卫星数据是正确的。没有其他更进一步的动作了。

这再次体现了西方有罪不罚的傲慢与无可救药的自我正义感。正是这种心态，驱使某些势力企图破坏多极化进程，甚至不惜动用军事手段。我们完全有理由宣告：真理属于我们，多极化终将属于我们。

问（翻译自英文）：作为苏格兰与爱尔兰混血后裔，我想借此机会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历史罪行划清界限。

关于特朗普总统，他虽就任，但是否拥有实权？过去几天里，在华盛顿的政治漩涡中，我们目睹其展现出不逊于贝尔伯克的360度和180度“旋转”能力，也许这就是他的性格特点。

当前美国存在双重权力结构。我个人认为，特朗普对过去一周俄罗斯军事机场恐袭事件毫不知情。这些行动显然由听命于前政府的势力快速实施。您是否认同这种判断：美国存在旨在阻挠特朗普推行的任何良性政策的势力？

谢尔盖・拉夫罗夫：我认为，在任何社会中，尤其是在那些沿着自己的政治制度惯性轨道发展了几十年的社会里，一位杰出、非传统的人物成为国家领导人，总会引发一些暗流涌动。这些暗流旨在让人们继续按照习惯生活——举债消费，并传播其意识形态。我认为，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美国。

过去两三年里，我们多次谈到过这一点。在我们的社会中，也曾有人希望一切都会恢复原状，那些离开的人（我指的是西方企业）会再次回来，人们会再次张开双臂接纳他们，我们也可以去法国蓝色海岸、意大利撒丁岛度假了。一切都会好起来，当大部分消费再次依靠进口来保障时，生活就会恢复正常。

普京总统非常明确地谈到了那些被称为“影子政府”（这个说法不太准确，但意思差不多）的人们，我们将这类“人物”团结起来的经验远不如美国那么丰富，但普京总统在谈到企业回归问题时明确表示：我们不反对，但要公平。如果你跑了，抛弃了你的员工，那你的位置就被占了，对不起，想回来就得提出我们能接受的方案。

但最主要的是，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不久，普京总统在谈到世界未来时说了这样一件事：对我们、对俄罗斯、对俄罗斯人民来说，一切都不会再像2022年2月之前那样了。换句话说，他怀揣最后一丝希望，希望我们在2021年提交的俄罗斯与北约、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的条约草案能够得到认真对待，希望常识会占上风。结果未能如愿，他们不相信我们。

不久前，俄罗斯总统普京接受了一次采访。有人直接问他：这是否意味着他当初太天真了？他回答说，是的，他很天真。但这意味着我们被那些所谓“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在安全、经济、基础设施、人文四个领域“与欧盟建立共同空间”等大量友好合作平台和口号“玩弄”了。他们大张旗鼓地构建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共同空间，分为几十个合作方向、联合项目，每年举行两次峰会，还有部长级会议、常驻代表会议，俄罗斯与欧盟、俄罗斯与北约理事会会议等等。在欧安组织框架内签署的那些誓言般的声明，宣称安全不可分割，没有人会以牺牲他国安全来强化自身安全。也就是说，这一切在惯性中不断积累，但每一次西方都证明了自己完全没有契约精神。那些所有的漂亮话都只是为了一个目的——再次准备对俄罗斯发动一场毁灭战争，就像他们在过去几个世纪里所做的那样。

但我们当时不愿意相信，并且直到最后一刻，还在与德国、法国、英国的接触中试图树立这样一个观点：我们不是已经达成协议了吗？可他们却将这些协议“撕成了碎片”。正如美国前副国务卿维多利亚・纽兰后来所承认的那样，美国总共向乌克兰投入了50亿美元，目的是为了把它打造成“反俄国家”。

很抱歉把话题从美国扯到了我们。但“影子政府”绝非美国独有。我今天已经提到过欧盟委员会，它根本就不是民选机构，其人员构成是那种“暗箱操作”（你帮我、我帮你）的产物。欧盟委员会里的那些“人物”也在玩自己的游戏，其方式就和“影子政府”一样，而且他们还想“操控”这个“影子政府”。一旦在某个国家的选举中，第一轮胜出的不是“名单内的人”，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他可能不喜欢俄罗斯或其他人，但他为自己的人民着想，这是任何政治家的责任），那么类似“影子政府”这样的机制就会立刻启动，一切就都回到老路上去了。

我衷心希望宪法准则在美国占上风，希望特朗普总统在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力时不受限制，不受阻挠，并能获得全面的信息。

我不知道，关于乌克兰政权针对我国开展的行动，他们是如何向美国总统通报的。但乌克兰安全局大楼内驻扎着大量美国顾问，且从未撤离，这是事实；来自其他国家的军事教官正在协助该政权，同时向其输送武器装备，这也是事实。这些外国势力直接参与乌军战略行动策划、军事目标部署及伪装工作，这一点我们也知道。正如我曾指出的，当前乌军使用的诸多先进武器系统，若没有武器供应国现役军人的直接操控，根本无法投入实战。

据我了解，先前有人在飞机上询问特朗普总统如何看待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并非刚发生的恐怖袭击）。他说，当他听到这个消息时，他立即意识到，乌克兰人会因此付出代价，他们会被炸得“下地狱”。我只能基于听到的内容进行解读。至于美国情报机构如何向总统汇报？说实话我不得而知，我们外交部从不刺探他国机密。

问（翻译自英文）：在多元文化、多极化和相互联系的世界里，外交的未来是什么？

谢尔盖・拉夫罗夫：我认为无论国际格局以何种体系或形式存在，外交都不可或缺。

我曾说过，外交是最古老的职业，因为一切事务都需要协商。没有外交就没有一切。

谈谈苏联解体后那个“美好”时期的天真想法，当时我国政府机构，特别是金融部门有数百名西方专家，仿佛“历史终结”真的来临了，我们已然成为文明世界的一员。然而幻想破灭得太快。当时我国外交界竟流行着这样的论断（这记录在了各类分析报告中）：冷战结束，后苏联时代的主要特征是武力因素在国际事务中将弱化。如今，人们对这个话题只能一笑了之。当某方被说服削弱自身武力时，说服者却正在将武力手段运用到极致。

如今，谁还会天真轻信那些承诺与“咒语”？但外交手段依然不可或缺，尤其要防止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滑向失控深渊，酿成不可挽回的灾祸。更何况人工智能正构成新的严峻威胁，当它洞悉各国治理机制后，天晓得它会自行做出何种决策。现在许多人正在致力于这样的事情。

特朗普政府虽有意重启战略对话，但我们的出发点是，唯有两国关系的基本要素符合平等协商战略稳定的原则，俄方才会考虑重启。目前仍需付出更多实质努力。

外交不可或缺的另一明证便是乌克兰“局势”。当下我们最杰出的外交官，如同奋战在前线、战火中的战士，他们捍卫着真理、荣誉与人民的尊严。

最近，德国总理默茨在某次演说中“十分狂热”，妄称必须“阻止”俄罗斯，还扬言德国将重新成为欧洲头号军事强国。不知他是否意识到“重新”一词在此语境下的历史深意？但他接着又说，俄罗斯不会止步于乌克兰，而是要征服整个欧洲。他做出如此论调，表明他还抱有希特勒德国的心态，即通过掠夺自然资源来疯狂扩张领土。而针对大多数具有特定种族规范和模式的人类，他们会实施系统性灭绝。而今默茨正以其本能的评价和预判基因来揣度我国。

我们正在开展的特别军事行动不是为了占有领土，而是为了拯救世代生息于此的人们，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几个世纪，创建了城市、港口、工厂、道路，播种小麦并生产了其他产品。正是这些人被2014年政变后上台的领导人宣布为“非人类”。2021年9月，当被问及如何看待顿巴斯另一边的人民时，泽连斯基说，那里有人，那里也有“动物”。如果你生活在乌克兰却认同俄罗斯文化，他建议：为了你子孙后代的安全和幸福，滚回俄罗斯去吧。人们真的听从了他的建议，举行了全民公决，正如他所说，“滚回”了俄罗斯。这就是我要说的。

在俄罗斯城市敖德萨，基辅纳粹政权无视市民抗议，拆除了城市创立者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纪念雕像，一周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竟宣布这座纪念雕像所在的敖德萨历史街区为世界文化遗产。对此我们该如何评价该组织及其法国籍负责人奥德蕾・阿祖莱？如此耻辱行径，西方竟集体沉默，尽管事实显而易见。

目前正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会谈。我军的行动将持续推进。普京总统已经明确解释了这一点。但同时，我们愿意为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做出传统外交的贡献。首先是解决人道主义问题，包括交换战俘、遣返被乌克兰地区征兵中心“强征入伍”的男童、移交伤病员及死者遗体。

至于泽连斯基拒收乌方军人遗体之事，已经说了很多，我甚至不想再谈这个亵渎的话题。但我再次重申：战场上取得的成果终将通过法律文件正式确定下来。这将与军方共同完成，但首要的需要外交官来完成。我方立场清晰，也知道我们在为什么而战——在前线和外交、经济战线为了后代的教育而战斗。

问（翻译自英文）：我知道您支持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您的外交生涯就是从这些组织开始的。我的问题是关于这类组织的地理位置，它们的分支机构目前位于瑞士、奥地利等“中立国”，但近三年来这些国家已丧失了中立性。我认为，在多极化世界背景下，有必要进行机构迁移。例如，欧佩克可迁至伊斯坦布尔，日内瓦的部分联合国机构可迁往印度或非洲大陆。

谢尔盖・拉夫罗夫：最好是把联合国总部迁至索契。

斯大林曾认真提出过这一方案，但最终向富兰克林・罗斯福做出了让步——先选址长岛，后定址纽约曼哈顿。

如今这些国际机构已深深扎根。不仅在实体层面拥有建筑与资产，更在人员层面形成了稳固的生态。特别是实行长期合同制后，职员们都购置了房产住宅。若仓促迁移，无异于引发人口大迁徙，其规模令人难以想象。

我认为应秉持与《联合国宪章》相同的原则：宪章每项条款至今依然适用且公正，唯一缺陷在于未能落实。就像俄罗斯帝国时期的警句所言：俄罗斯法律的严苛性，因其执行的非强制性而得以缓和。

《联合国宪章》的情况亦是如此。您提到的那些设有总部机构的国家（美国、奥地利和瑞士）同样如此。若切实履行《联合国宪章》，或许所有全球性问题都将得到更有效的解决。国家主权平等这一原则能有多大价值？关键在于践行。虽困难重重且近乎难以实现，但仍需竭力而为。

搬迁问题亦是同理。当前设有联合国机构的每个城市，均承担着该组织与东道国协议中明确规定的义务。这些义务明确要求：不得将签证签发时间推迟一年、两年之久，也不得限制在国际组织代表处工作的外交人员行动自由。

所以，在纽约成立了联合国东道国关系委员会，在该委员会的框架内，我们甚至在乔・拜登政府时期就明确写入了条款：要求美国作为总部所在东道国，必须履行其职能。这一点之所以重要，与其说是因为搬迁成本考量，不如说是基于原则立场：我们绝不能容忍白纸黑字的义务被随意违反。

权利永远站在要求履行协议的一方。俄罗斯始终履行自己的协议。在特别军事行动的谈判过程中，我们再次证实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