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在外交俱乐部会议发表讲话并回答提问，莫斯科，2025年5月15日
尊敬的同事们，
主席先生，
朋友们，
很高兴在外交俱乐部恢复活动的特殊时刻与大家相聚于此。
我们曾长期使用这一交流形式，它一度广受欢迎。后来疫情爆发，疫情后又陷入惯性停滞。自特别军事行动启动以来，我们定期与各国使节进行会晤，以阐释我方涉乌克兰危机的行动。此类会晤已举办八次，下一次会晤将于近期举行。
很高兴我们正在恢复外交俱乐部的全面运作，未来将聚焦讨论各方关心的所有议题，将邀请我国专家界、学术界、文化艺术界人士，以及俄罗斯地方代表参与。很高兴看到下诺夫哥罗德州州长格列布·尼基京先生莅临现场，他高度重视地区发展的外部因素，积极在我国外交框架下推动区域对外联系的建设。
我们也期待俄罗斯外交部外交学院的相关力量参与俱乐部工作——外交俱乐部的传统正是发源于此。在此，我要感谢代理院长S·希特科夫先生及所有组织者，感谢俄罗斯外贸银行提供支持。俄罗斯企业界是莫斯科外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将全力推动“商务外交”，助力各位更好地理解领导层赋予的任务，并规划最高效的执行路径。
我先进行简短发言，然后进入互动对话环节——这是与在座各位交流中最具价值的部分。
尽管未来学家们曾做出各种预言，但外交官这一职业依然不可或缺，我们对此愈发确信。的确，有人称人工智能正步步紧逼，但外交官“站得很稳”，绝非“阿喀琉斯之踵”。一名合格的外交官，其与生俱来的智慧、直觉、经验与学识是任何人工智能都无法替代的。我们见识过人工智能的“学识”，其本质与人类智慧截然不同。
只有兼具经验与学识的人类才能提出创造性解决方案——这正是外交工作的核心。当今世界亟需基于可持续原则、均衡各方利益的创造性解决方案，以避免危机反复爆发（现在这种情况很多）。现在，乌克兰因在伊斯坦布尔正在上演的政治风波而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除此之外，加沙的悲剧、巴勒斯坦地区的整体困境，以及北约国家因冒进侵略政策在中东制造的诸多问题（他们草率诉诸武力，仅仅因为某处某事或某人令其不悦），都令人无法忽视。
回想当年他们如何摧毁伊拉克，事后却发现师出无名——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纯属子虚乌有。那怎么办？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仅仅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表达了悲痛——仅此而已。他们摧毁了利比亚，仅仅为了报复卡扎菲的独立政策，并掩盖其资助法国总统候选人的丑闻——而这位候选人当选后，极不情愿公开接受外国资金的事实。类似案例不胜枚举，一切都打着“捍卫民主与人权”的堂皇旗号。
除了持续的直接危机，也门问题、胡塞武装冲突等也值得注意。存在大量亟需谈判智慧的局势。全球地缘政治转型与博弈中，伊朗核问题及其他诸多矛盾凸显。以亚太地区为例，西方为推行反华政策，将其改称为“印太地区”，企图借此挑拨我们亲密友邻印度与中国的关系。正如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期所言，这是典型的“分而治之”策略。
亚太地区拥有多个关键地缘政治空间，中亚是其中之一。围绕中亚的外交进程密集，“中亚+1”模式已吸引十余个国家参与——由此足见各国与中亚友邦发展关系的强烈意愿。
在东南亚及其周边地区，西方同僚一如既往地试图主导地区事务，并削弱长期以来为各方所接受的东盟核心地位。数十年来，东盟致力于构建政治、军事合作、防务领域的统一空间，相关规则由东盟国家自主制定并通过，所有对话伙伴加入东盟时均郑重承诺遵守相关规则。
然而，我们的西方同僚正悄然摒弃共识原则与求同存异理念，试图将部分东盟成员国拉入公开对抗而非团结的框架——各种“三方机制”、“四方机制”层出不穷。北约秘书长甚至公然宣称，作为领土防御联盟，他们不得不将基础设施扩展至东南亚、台湾海峡、南海等地，声称这些区域对联盟构成直接军事威胁。毋庸赘言，这种说法纯属荒诞幻想。
值得关注的是，也存在一些区域进展。此前我提到了伊朗核计划，同时波斯湾沿岸国家之间也出现了一些进程——伊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包括六个阿拉伯君主国）之间的关系也在逐步正常化。我们对此表示欢迎。
放眼欧亚大陆，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在此诞生并持续发展。现在，奥斯曼文明也在此复苏。我们期待文明复兴进程与其他次区域趋势和谐共生，让这些历经千年的文明脉络彼此兼容、相映成辉。没有其他大陆能像欧亚大陆这样，让如此多的文明共存并保持其独特性和时代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欧亚大陆是唯一缺乏跨大陆性架构的大陆：非洲有非盟——我们的伙伴国。诚然，非洲也存在一些次区域组织，但在其之上还有非盟。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也存在大量次区域一体化进程，但同时存在跨大陆、跨区域的一体化进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欧亚地区则没有类似的组织。欧亚大陆明显需要这样一种联合进程，进而协调众多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和文明的利益。迄今为止，此类进程仅在欧亚大陆西部有所体现，且本质上均以欧洲-大西洋理念为基础，其中包括北约、最初作为欧洲-大西洋架构成立的欧安组织，以及（尽管听起来有些奇怪）欧盟。现在我来解释一下。
诚然，欧盟的创立初衷完全不同，旨在凝聚力量，推动欧洲国家更高效地实现经济发展（协同合作显然更具优势），并通过加速经济发展解决战后欧洲普遍面临的社会问题。然而，近年来，欧盟演变成了一种欧洲-大西洋“架构”，其所有行动均与北约协调一致。几年前签署的《北约与欧盟合作联合宣言》指出，欧盟需向北约提供包括领土、交通基础设施等在内的一切可用资源——例如，当北约想向我国边境增派更多军队和军事装备时，这些资源可直接调用。这一点已被公开讨论。
至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提出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倡议极具价值。该倡议已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在哈萨克斯坦长期主导以来，目前由阿塞拜疆担任轮值主席国，正逐步从峰会机制向正式组织转型。这正是区域联合趋势的体现。我们对此表示欢迎。但归根结底，正如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实践，欧亚大陆需要迈向跨大陆性架构的建设——或许不必赋予其“组织”之名，重要的是以“跨大陆进程”的形式推进。关键在于，这一进程必须向所有欧亚国家无差别开放，涵盖所有具有明确欧亚地缘属性的国家和区域组织，而非局限于亚洲板块或欧洲板块。
这一进程固然充满挑战，但总归需要迈出第一步——首先需要从思考开始。我们对白俄罗斯友人深表感谢：数年前，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发起年度欧亚安全会议，目前已成功举办两届（第1、2届），第三届会议将于今年秋季召开。未来，该会议将每年召开。俄罗斯与白俄罗斯正借此平台提议启动《21世纪欧亚多极与多元宪章》的制定工作，并着重强调：将邀请所有欧亚大陆国家参与——包括欧亚西部国家，但前提是这些国家的同僚们摒弃近期对俄罗斯（乃至其他国家）的傲慢与无礼态度，不再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话，而是基于加入联合国时承诺的原则展开平等磋商。
核心原则是国家主权平等，《联合国宪章》的所有其他原则也完全合理且具有现实意义。问题在于，西方要么完全无视这些原则（如国家主权平等），要么如他们所说“按上帝的旨意”选择性适用——即对其有利时便援引某一原则，却全然遗忘其他原则。以科索沃为例，西方声称“这是科索沃人民的自决权”，但在克里米亚问题上却指责俄罗斯“破坏领土完整”。为何前者被视为“自决”，后者却不是？克里米亚举行了公投，而科索沃并未举行。如今，西方同僚（甚至部分非西方国家）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我曾与其多次交谈）异口同声地表示“支持基于《联合国宪章》和乌克兰领土完整原则解决危机”。
秘书长先生，您应当完整阅读《联合国宪章》。在科索沃问题上被适用的“民族自决原则”，曾被国际法院认定为“完全符合现代要求且适用”，并明确“部分领土独立未必需要中央政府同意”——这些都白纸黑字写在案。秘书长怎能遗忘自决原则？尤其当他来自一个曾为殖民宗主国的国家，而殖民解放运动正是以“民族自决”这一国际法原则为根基。
联合国大会早在1970年就指出：“各国应尊重领土完整，但前提是该国政府尊重民族自决原则，并因此代表领土内全体人民。”难道上世纪中叶的殖民宗主国能代表非洲大陆人民？显然不能。各民族认为，既然这里的一切都相同，民族就有自决权，最终正义得以实现，那些不被殖民民族接受的殖民统治者不再具有统治权。
谁能说2014年通过政变上台的乌克兰政权能够代表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区的人民，或能够代表百年来传承俄罗斯文化、其祖先参与建设城市、工厂、港口的人民？现在，他们被乌克兰当局判定为“非原住民”，被禁止讲俄语。西方何时发出过一声谴责？要知道西方在审视任何局势时，无论是联合国发言还是其他场合，无论针对哪个国家——俄罗斯、中国、印度、委内瑞拉、伊朗，任何国家——人权问题必然会出现在西方不断宣讲的道德说教中。
说来有趣，您不妨上网搜索所有自2014年以来的资料，看看能否找到哪怕一条西方领导人批评乌克兰人权状况的声明。或许只有我们的匈牙利朋友会持续捍卫匈牙利少数民族的权利并发表此类言论，而那些自封“自由世界领袖”的国家——法国、英国、德国（更不用说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从未发声。当我们呼吁欧盟落实《联合国宪章》原则（包括不分种族、性别、语言、宗教的人权保障）时，欧盟官僚体系，如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之流，对乌克兰法律层面公然禁止俄语和东正教的行为视而不见。我们呼吁他们对其“附庸”施压，哪怕只是让对方在清晨醒来时“听进一句话”、废除这些歧视性法律，冯德莱恩、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等人却声称“乌克兰在捍卫欧洲价值观”。仅此而已——这意味着欧洲支持纳粹主义，因为纳粹主义正在乌克兰抬头，乌克兰已为曾为纳粹德国效力的通敌者设立了纪念日。
我为何如此详细阐述这一点？因为如今欧洲正围绕伊斯坦布尔和谈忙得团团转。我想用开场时的观点结束讲话：泽连斯基最初宣称“要求俄罗斯总统普京亲自出席”。他是一个十分可悲的人。除了他本人和其幕后操纵者，所有人都清楚其荒谬性。他的“上级”已向他明示：不得再做这种蠢事，和谈不可或缺。
在过去的三四天里，西方对“停火”一词避而不谈。我们已详细阐明立场。法国总统马克龙三天前接受采访时称，需要谈判和会晤，但一切都应以停火为首要目标，乌克兰应以强势地位展开谈判。这是再直白不过的回答，也彻底暴露了停火的真实目的——不过是为了给乌克兰重新武装的时间，使其能以“强势姿态”回到谈判桌。
我方已明确告知马克龙总统，当下的关键并非于此。美方支持我国总统提出的“给谈判一个机会”的提议，但没人能保证谈判会一帆风顺。恰恰相反，一定会遇到问题，就像三年前伊斯坦布尔的情况那样。当时，各方已草签原则性文件，眼看就能签署正式协议，却被英国人横加阻挠，迫使基辅政权中断进程，错失了危机解决的良机。如今，英国仍像“提线木偶师”一样，操纵泽连斯基在国际政治的丛林中跌跌撞撞。英国首相的国家安全顾问甚至被“派往”泽连斯基身边，以防其“失言”毁掉自己的声誉，同时也免得连累那些“训练”他的人。
有人说需要迅速行动，因为美国急于看到结果。但美国要处理的事务远不止乌克兰。最简单的解决路径其实就在眼前：无需以战争为由，也不必借西方、中国、巴西、非洲等各方施压为由，只需落实《联合国宪章》（其中明确包含语言和宗教人权条款，乌克兰为缔约国）、联合国和欧洲委员会框架内签署的系列公约，以及乌克兰宪法（其中明确规定国家有义务尊重俄罗斯族（单独列出）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权利，并具体列举了在教育、媒体等各领域的义务）。
为什么“西方监护人”未建议基辅政权或向其施压，迫使其废除所有违反《联合国宪章》、国际公约和乌克兰宪法的法律呢？这才是真正的解决方案。这对美国人和欧洲人来说本应不费吹灰之力。华盛顿总是宣扬“人权”口号，而现在正是让乌克兰政权回归正常的时候。这不是妥协，而是履行其签署的承诺，兑现曾经被赋予的信任。
我讲得比原计划多了，现在让我们进入互动环节。
问：今天我们多次谈到通过旅游发挥“软实力”。爱国旅游不是对过去的回顾，而是对当下的呈现。想请问外长先生，俄罗斯外交部是否计划吸引更多游客参观我国的主要博物馆？因为我们知道，西方声称他们赢得了二战，但实际上是我们做到了。我们是首个进入太空的国家。我参观过“原子博物馆”，那是一个既精美又富有创新风采的场馆。我们希望外国合作伙伴理解并认识到，俄罗斯是全球技术和文化的“引擎”。通过宣传“原子博物馆”、“航空航天中心”等现代化博物馆，我们希望全世界将我们视为引领人类走向光明未来的推动者。
谢尔盖・拉夫罗夫：我认为，客观上，任何一位大使都有责任让本国公民，尤其是国家领导人更多了解其驻在国的历史。
这里有许多外交使团的代表。据我所知，他们深知这项工作的重要性——除了普通人自然而然对历史感兴趣之外，更重要的是这些知识未来可能转化为实际应用。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往往以教训的形式给予当下一些启示。我一时难以即兴举例，但如果您有关于如何为使节组织特别活动的想法，我们有如下实践经验：俄罗斯外交部不组织集体参观博物馆，但会组织全国考察。每年，我们会公布多个线路。感兴趣的使节可组成团组，与地方领导会晤、参观俄罗斯联邦主体的经济支柱企业，并探访当地自然与文化遗产。
我希望，爱国旅游不仅限于卫国战争胜利纪念地，还应包括通过建筑、绘画、自然等多元形式展现的民族历史。
去年，我们与下诺夫哥罗德州州长格列布·尼基京共同举办了金砖国家媒体论坛，来宾对下诺夫哥罗德州的所见所闻印象深刻。
我虽久未到访，却也为该州的蜕变所赞叹不已。它在焕发现代气息的同时，未失自然、教堂及众多历史建筑的古朴灵魂。因此，我们完全支持此类合作。如果您有关于如何进一步激励外交官的具体建议，欢迎随时提出。
会议开始前，我得知下诺夫哥罗德州将新增藏品，杜达科夫先生在此展示的部分展品便是例证。毫无疑问，这也将成为吸引访客的“磁石”。
问：您在演讲的开头提到了人工智能，这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我建议或许可以在俱乐部框架下就此展开讨论，因为我感觉这不仅关乎更了解人工智能，更涉及我们这代人与年轻一代的观念碰撞。
如果能邀请专家参与讨论，将非常有趣——我认同您关于外交与人工智能的观点。
谢尔盖・拉夫罗夫：我也常感慨时光飞逝，如今的年轻人（当然不仅仅包括年轻人）对世界的认知已截然不同。对他们而言，许多在我们童年看来堪称“科幻”的事物，如今已如同早餐的麦片粥般不可或缺。
若谈及“代际如何塑造新生活模式”，谁又能预料呢？现在的孩子们在幼儿园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操作“iPhone”、智能手机、“华为”设备，而我们这些长辈相聚时总爱感叹“今非昔比，过去的草更绿，水更清”。或许五十年后，如今的孩子们聚会时也会说：“想当年还有人工智能，现在简直什么都不一样了。”
这是一个重要议题。外交部设有国际信息安全司，负责网络安全事务，但这已超越了单纯的人工智能范畴。我们正计划对该部门进行改革，拟在未来一个半月内召开外交部特别会议，目前我的同事们正在为此做准备。
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领域涉及国家安全与发展等根本性问题。难怪俄罗斯总统普京几年前在经济论坛上指出：“在人工智能实际应用中领先的国家，将成为世界的领导者。”
我认为，未来会有多个这样的国家。外交领域必须善用人工智能。想当年我刚参加工作时，还得在走廊里“奔波”——打字员打好文件后，难保不出错，一旦有误就得涂涂改改重新打印。当然，与真人打字员共事比任何人工智能都更好，这一点也得承认，但流程极其漫长繁琐。如今，一切都在瞬间完成。这种信息检索的速度值得珍视，我们应不断优化这一过程。
但获取所需信息后，无论是历史事实还是最近动态，比如乌克兰危机的发展脉络——这里不得不谈及经常公然说谎的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
例如，法国总统马克龙不久前（一个月前）声称“普京总统拒绝履行明斯克协议”，却对几年前其前任公开承认“从未打算履行协议”的事实避而不谈。此时，只需一键检索即可调取事实、刷新认知，无需再“翻箱倒柜”查阅数千页文件——这一点至关重要。不过，在获取或刷新这些事实后，真正需要发挥作用的还是人脑的思考。
问：我明白俄罗斯对体育、文化和科学的贡献，我无法理解西方的“恐俄症”、对俄罗斯的仇恨。显然，这种恐俄情绪或仇恨只是一种症状。在您看来，这种态度或做法的根源究竟是什么？
要知道，他们把我们非洲人视为“低等”种族，而你们是白种人，与他们外貌相似，同样智慧且发展科学和体育。为何他们如此仇恨你们？我想弄清楚。
谢尔盖・拉夫罗夫：关于这一点有很多解读。
我之前提到过一些历史案例。法国伟大的皇帝拿破仑曾几乎集结全欧洲的军队进攻俄罗斯帝国，其结局众所周知。
据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因战败受辱，并因此埋下了复仇的种子。无论过程如何，关键是最终酿成了何种后果——与拿破仑时期如出一辙，希特勒第三帝国再次集结几乎整个欧洲的力量进攻苏联。不仅仅是德国人，包括西班牙人、法国人都参与了对列宁格勒的封锁——几乎所有向希特勒投降、放弃保卫祖国的欧洲主要国家，其领导人都在爱丽舍宫悠闲地喝咖啡。
法国历史上不乏伟人，比如我们近期缅怀的夏尔·戴高乐和领导抵抗运动的人士。2024年11月，我们纪念了“诺曼底涅曼飞行团”成立周年纪念——这些英雄不顾当时政府的意志，投身抵抗运动，正是他们捍卫了法国的民族尊严。
如今我们目睹着几乎相同的情况。拜登政府同样拉拢全欧洲（还包括其在亚洲的附庸国：日本、韩国——这些被其视为俯首帖耳的执行者），将这些国家推向与俄罗斯对立的阵营。首先，他们以资助基辅政权、提供现代化武器（包括用于打击俄罗斯本土的装备）为主要手段，而这一切都在纳粹口号下进行。乌克兰武装力量中“经验最丰富”的作战部队是纳粹营——“亚速营”、“艾达营”（均被俄罗斯列为恐怖组织）。这些势力逐渐抬头，连泽连斯基都对其心生畏惧。他们公开佩戴纳粹徽章、旗帜和纹身。乌克兰还为纪念斯捷潘·班德拉、罗曼·舒赫维奇等屠杀俄罗斯人、波兰人乃至乌克兰人的战犯举行火炬游行。我们所说的“去纳粹化”，正是要终结此类现象。
为何会发生这一切？为何西方如此执着于在战场上使俄罗斯遭受“战略溃败”？或许是因为他们无法容忍俄罗斯独立发展。
当前欧洲与美国的立场正逐渐分化。特朗普政府当然也想让美国“唯我独尊”，任何一届美国政府都会推行这种立场。但本届政府至少回归了“常态”——无论存在何种矛盾，政治家（尤其是外交官）都必须对话。即便是存在完全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冷战时期，对话也从未中断。但美国前总统拜登却直接“切断”了对话，整个欧洲也亦步亦趋。这种做法不是以外交方式，而是以近乎极端的手段破坏了双边关系。
令我震惊的是，一年前在拜登政府时期讨论“系列倡议”时，欧盟举行了系列活动、峰会、外长会议，通过了一些涉乌决议。
过去，我们每年都会举行俄欧峰会，每半年定期与欧盟使节会晤（就像我们与非盟使节会晤一样，不久还将举办拉美、亚洲、独联体及近邻国家的相关活动）。我们曾邀请所有欧盟外长、欧盟理事会代表举行特别会议，讨论乌克兰问题并回答任何疑问，但他们集体拒绝了。不是我傲慢或易受冒犯，只是如果你是一名外交官，东道国外长邀请你进行公开对话，你还是不是外长，只是……（我知道一些话，但是……）。这对任何外交官而言都是一种耻辱。因此，我们目前与欧盟几乎没有交流，他们也不与我们交流，除非有某个具体议题“迫在眉睫”。
回到您的问题，或许历史学家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给出答案。在俄罗斯历史上，我们经历过许多战争，但绝大多数并非由我们发起。在所有来自东方的战役中（最著名的当属蒙古-鞑靼统治），我们最终都能通过人性化的谈判达成和解，俄土战争亦是如此。
我不禁想到，尽管与东方政权曾兵戎相见、流血无数，但我们最终达成了相互尊重的平衡；而来自“西方”的威胁却从未平息。最近他们再次印证了这一点——由于察觉到美欧之间开始出现裂痕，不仅是因乌克兰问题，更因特朗普政府希望消除障碍、与俄罗斯开展互惠经济合作，我们对此并不反对，前提是它是真正平等互利的合作。
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在与全俄公共组织“商业俄罗斯”成员会晤时，阐明了企业重返俄罗斯市场的条件——我们当然不会以损害本国企业为代价，但已做好应对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表现出兴趣，同时也希望与任何国家在经济、金融、物流领域发展正常、互惠的关系。
当前，美国政府对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阿联酋的访问正在顺利进行。此外，特朗普政府表示，美国还有其他优先事项：伊朗核问题、阿拉伯与以色列关系，以及被美国在战略文件中定义为“主要挑战”的中国——华盛顿的目标是“永远第一”，不允许任何国家在经济、金融、军事等领域超越美国。因此，欧洲事务似乎被置于次要地位，特朗普政府官员甚至公开表示：“我们提出了建议，若你们不愿接受，那就自行处理，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有充分证据表明，柏林、巴黎、布鲁塞尔、伦敦根本不希望乌克兰实现和平。他们认为，若美国停止积极支持（这也将影响北约），欧洲需自我筹谋。法国总统马克龙已提出“欧洲军队”构想，甚至准备将本国核弹头纳入“共同储备”。据我们掌握的信息，即便如此，欧洲内部仍在讨论“不能停止动员欧洲对抗俄罗斯”。在此意义上，乌克兰是他们的“无价工具”。那里充斥着雇佣兵，北约国家的现役军官以“雇佣兵”的名义担任教官，甚至计划向乌克兰派遣“稳定部队”。
我们已多次表明，这对俄罗斯而言绝对不可接受，但他们仍一意孤行。用俄语形容，这叫“自找麻烦”。
前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在TF1电视台的采访中称，“不能与俄罗斯发生直接冲突，否则将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而我们不希望这样”。因此，他们“不在前线，而是在乌克兰领土，稍远的地方”。据他所说，将“威慑俄罗斯”，因为俄方“想通过击败乌克兰来进攻欧洲”。说出这种话的不是某个新兴国家的领导人，而是一个拥有数百年历史、文化和传统的国家的总统。这真是悲剧。
我们有句俗语，但简直无法用理性理解这种逻辑。
问：我们正与立法和行政部门密切开展合作。据我观察，友好国家（如非洲国家及其他地区）希望在旅游领域开展合作。您刚才提到带外交官到各地区考察，这可以赋予更深层次的意义。或许可以将其规划为更有计划的行动，通过更全面的“宣传”，恢复政府下属的旅游协调委员会，并邀请外交官参与——这样不可行吗？
谢尔盖・拉夫罗夫：您应当从事外交工作。您从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外交官在国内的考察——入手，却想在政府中为自己的利益游说。
问：首先，多国希望了解俄罗斯旅游业的运作模式，并开启企业对企业的合作。我明白这一点，因为2024年我在俄罗斯国立旅游与服务大学为金砖国家代表授课时，接触到了这方面的问题。今天从同事处得知，存在相关需求。或许只需将其纳入更系统的计划，整合推进……
谢尔盖・拉夫罗夫：旅游业由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主管，外交部不直接参与具体事务，而是尽可能为外交官（大使及其团队）在俄工作提供便利条件——我们希望他们更了解俄罗斯，这是我们的职责范畴。
问：我明白。当他们前往各地区时，希望他们不仅……
谢尔盖・拉夫罗夫：您是想建议成立“旅游部”吗？
问：不完全是。希望他们更多了解俄罗斯的旅游潜力。对外交官而言，这可能为其打开商业之门。
谢尔盖・拉夫罗夫：“外交官的商业”这种搭配不太合适。
问：不是外交官的商业，是他们国家的商业。
谢尔盖・拉夫罗夫：各地区州长会将接待外交使团视为荣幸，展示地区潜力本就是他们的工作重心。从这个角度看，资源并不匮乏。
问：今年是伟大胜利80周年，也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联合国迎来了重要的周年纪念。我们知道，您曾在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多年。在当前形势下，您会向这个“寿星”提出哪三个祝愿。
谢尔盖・拉夫罗夫：我想先祝愿联合国“活下去”。因为最近有个风波：联合国秘书处公布的最新财务数据显示，联合国年度预算为 37.2亿美元，但会员国拖欠的应缴会费已超过该数额的一半。有人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或其发言人：“现在怎么办？联合国会关门吗？”对方信誓旦旦地说“不会”，称可以“紧缩开支”。其实，像任何官僚机构一样，联合国确实有“压缩空间”。
我记得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担任秘书长时，曾接待某国元首。代表团车队驶入了联合国大会及其他政府间机构建筑群，旁边是38层的秘书处大楼。首次到访的元首问：“多少员工在这栋大楼里工作？”得到的回答是：“大概一半吧。”这是真实的玩笑。
如同所有官僚体系，联合国当然有优化开支、提高效率的空间，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大量时间可以被节省。
但“削减”联合国的能力是错误的。目前最大的欠费国是美国，若算上维和行动预算（维和行动设立单独的预算），其拖欠金额已达约30亿美元。俄罗斯在常规预算和维和行动预算中均为第三欠费国，但这并非因为我们不守纪律，而是拜登政府实施的制裁政策禁止我们向联合国缴纳会费。我已连续三年向古特雷斯秘书长强调这一点，他却只能摊手无奈。当秘书长无法促使某个国家（尤其是东道国、有义务保障联合国正常运转的国家）停止阻挠主权国家依法缴纳会费时，这无疑是可悲的。
我与古特雷斯先生曾有过一些分歧。例如，2016年底奥巴马政府查封了俄罗斯外交房产，我们向联合国大会东道国关系委员会提交了证据。当时还有其他国家对美国提出控诉，因为美国作为东道国本应保障所有代表团的正常工作，却限制外交官离开纽约，甚至在纽约市内“规划路线”，动辄以制裁威胁。我们将此事提交东道国关系委员会，委员会建议秘书长采取必要措施（包括启动仲裁程序），但他九年来一直拒绝仲裁，尽管委员会明确赋予了他这一职责。
我有很多问题，其中最直接的是布恰惨案——西方曾利用这一事件作为破坏2022年4月俄乌和谈的理由，并借此推出新制裁。至今无人知晓调查结果如何。我多次公开提及此事，俄罗斯甚至专门请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其下设乌克兰问题“特别委员会”）提供相关信息，却如石沉大海。我们知道他们掌握某些信息，但被严禁披露。这表明他们听命于个别国家政府，而非联合国集体机构。
这是“最后的绝望呐喊”。我曾多次在联合国安理会当着所有代表团的面询问秘书长：能否至少提供英国广播公司记者在基辅郊区“及时”拍摄到的尸体身份名单？这些尸体此后再无任何消息。
更讽刺的是，我最近两次在纽约举行记者会，全球媒体齐聚，我公开呼吁：“亲爱的同事们，记者本该追根究底，但此事真相早已摆在眼前。能否通过你们获取那些被整齐摆放在路边的尸体的姓名？”无人回应。这难道不引人深思？答案显而易见。
再举一例：马来西亚航空波音客机事件。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易卜拉欣访俄前一日，国际民航组织发布了2014年7月马航空难的调查报告。令人震惊的是，该组织理事会成员（至少多数）竟未提前审阅报告——管理层在理事会知情前就将其公之于众。报告完全无视俄方多次强调的关键事实：乌克兰本应关闭领空却未关闭，且拒绝回应俄方关于提供雷达数据的请求。尽管俄罗斯提交了包括原始雷达数据在内的证据，美国却拒绝提供卫星数据——尽管美方曾指控俄方并向调查小组宣称“卫星数据已证明俄方有罪”，但报告最终仅提及“美国声称掌握证据”却不公开细节，竟仍被采信。调查约谈了15名证人，仅1人出庭作证，其余均为匿名供词纳入报告。这简直如同阿诺德·施瓦辛格在其经典角色中的台词：“相信我。”我不再多说。还有许多其他无法解释的矛盾之处。
可以说，联合国秘书处已被“私有化”。那里设有一百多个副秘书长职位，但绝大多数都被分配到部门性、次要性事务——这些事务或许重要，却无法触及秘书处的核心管理职权。真正掌握决策权的职位包括：秘书长——葡萄牙公民，该国为北约成员国。
有一名来自非洲大陆的代表任秘书长职位，她有一定的职责，但并非直接管理。秘书长（来自北约国家），最重要的职位——政治事务副秘书长（来自美国），维和行动副秘书长（来自法国），人道主义行动副秘书长（来自英国。该职位涉及资金、救援人员调度及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运输），以及负责整个联合国系统及其地面项目安全保障的副秘书长（来自加拿大）。反恐事务副秘书长（来自俄罗斯），但这是非常具体的领域。社会经济事务副秘书长（来自中国），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职位，但其职责仅限于联合国机构管理的非政治方面。几年前，我们提议启动对秘书处组成标准的审查进程，以避免经济潜力成为主要标准（按国内生产总值计算，西方国家仍将占据优势），而是以《联合国宪章》中确立的原则为基础——国家主权平等。人员录用应基于能力而非性别、是否为跨性别者（如欧洲当前的某些政策）或配额要求。
问：此刻，俄罗斯代表团正在前往伊斯坦布尔进行谈判的路上。或许已经抵达了目的地。我方谈判的主要诉求是什么？乌克兰在最近几天围绕这一事件上演了一场十足的闹剧。您认为谈判最终有可能会被破坏吗？如果谈判举行，莫斯科期望看到怎样的结果才会满意呢？
谢尔盖・拉夫罗夫：我一开始就谈到了这个问题。普京总统也多次谈及此事。我甚至都不想再重复了。2024年6月，普京总统在俄罗斯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了我方的全部立场。其核心在于，不是要达成休战协议，然后又给乌克兰输送武器并怂恿它继续战争，而是要实现长期、稳定的解决方案，公正地反映所有相关方的安全利益。为此，必须消除这场冲突的根源。多年来我们一直警示不要制造这些矛盾的根源，具体是指2014年政变上台的基辅分子的所作所为：其一，通过将北约基础设施引入乌克兰领土，进而对俄罗斯安全构成威胁（北约方面对此积极推动）；其二，基辅政变分子打压俄语、俄罗斯文化以及所有将俄罗斯和乌克兰联系在一起的事物。
这也就涉及到我回答的第二部分内容——“去纳粹化”。泽连斯基政权针对俄罗斯所有事物的所作所为，完全就是纳粹行径。还有“去军事化”，因为正如我所说，冲突根源包括北约计划占领乌克兰领土，他们早在政变前就计划在乌克兰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在克里米亚建立海军基地。政变分子本打算在亚速海落实这些计划。这都是事实。关于乌克兰将拥有何种军事能力的问题，绝非空谈。这里绝不允许任何外国军事存在。
至于前景。外交不是靠预言，而是靠行动。我们必须专业开展工作，而专业不意味着像泽连斯基那样对着麦克风叫嚷，要求俄罗斯总统普京“亲自到我这里来”，而是要做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