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外交部官方发言人玛利亚•扎哈罗娃新闻发布会，莫斯科，2024年2月14日

关于乌克兰危机

2月18日是基辅“乌克兰亲欧盟示威运动”中的转折性事件爆发十周年。

2014年2月18日，所谓“和平”的反政府抗议迅速演变成了一场大规模暴力活动。执政党“地区党”的总部被占领并烧毁，两名党内员工被打死。暴动者无情袭击了金雕特种部队及其他执法人员，而后者从未使用武器进行还击。这场“街头集会”（本质上是一场暴力活动）的西方密谋者和指挥家鼓动示威人群向前冲，进而推动事态进一步升级。与此同时，西方集团的领导人公开干涉乌克兰内政，威胁乌克兰领导人称，如果总统或强力部门为维护宪法秩序而动用武器，则乌克兰整个国家以及作出上述决定的所有相关人员都将受到反制措施。

仅仅在2014年2月18日和19日这短短两天的冲突中，就有29名抗议者和11名执法人员丧生，数百人受伤。

事实上，残酷的暴力齿轮已被启动，最终夺走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摧毁了数百万人的命运。乌克兰迅速向血腥的反宪政变逼近，而这无疑是一场灾难。多年来，基辅当局一直试图歪曲这些可怕事件的真相。

不久前，我们刚刚“度过”了另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2月12日。九年前，在俄罗斯、德国和法国的斡旋下，我们在明斯克签署了“履行明斯克协议的一揽子措施文件”。当时，这份文件被赋予了“终结自2014年2月18日以来的国内战争”的地位。这里的内战指的就是基辅政权对本国东南部人民发动的战争。当时，基辅政权为了镇压支持维护宪法秩序的民众甚至动用了坦克。

冲突各方（基辅、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均签署了这份文件，后者也得到了联合国安理会第2202号决议的批准，成为了解决乌克兰内部问题的不可替代的根基以及国际法的组成部分。

《一揽子措施文件》曾是保障乌克兰和平的难得机会，但基辅政权却错失良机。

基辅当局甚至从未想过要真正执行已经达成的协议，故意无视自身责任。全面、长期和可持续地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关键是在基辅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之间建立起相互尊重的直接对话。然而，波罗申科和泽连斯基都断然拒绝了与顿巴斯地区代表进行直接对话。波罗申科和泽连斯基一直称顿巴斯地区的居民属于乌克兰公民，却不愿与其交流，甚至不把该地区的居民当人看，公开称之为“废物”和“动物个体”。

面对基辅当局对执行“一揽子措施文件”所实施的破坏，德国和法国（基辅当局的担保国）也没有作出应有的回应，尽管俄罗斯方面曾多次提请对基辅当局的不作为予以关注。后来我们发现，柏林和巴黎是故意这样做的。他们对和平解决问题并不感兴趣，而是要让乌克兰武装部队做好与俄罗斯开战的准备。关于这个问题，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和法国前总统奥朗德都已经毫无悔意地承认了。要知道，他们曾以共同起草“一揽子措施文件”并发起明斯克进程而倍感自豪。事实证明，他们欺骗了整个世界——那些期待乌克兰实现和平的人，那些因为他们扮演了维和人员角色而选择投票支持他们或相关党派的人。他们欺骗了联合国安理会。当“一揽子措施文件”被提交至联合国安理会并当着整个国际社会的面成为了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时，他们并没有坦白自己不会执行文件内容。这是赤裸裸的欺骗。

在基辅政权准备动用武力镇压顿巴斯地区并导致大量平民死亡的背景下，俄罗斯不可能袖手旁观。除了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之外，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必须保护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人民的安全。我们不能让俄罗斯人、讲俄语的人、来自不同民族或信仰不同宗教但与俄罗斯历史文化紧密相连的人被班德拉暴徒撕成碎片。人民渴望和平，而基辅政权却对其发动战争，甚至想要完全毁灭他们。

当前，基辅新纳粹政权并未停止对俄罗斯地区平民的野蛮炮击。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当局消息显示，自今年年初以来，该国已有58人死亡，204人受伤，约 390栋居民楼被炸毁。

乌克兰武装部队正使用无人机发动攻击。今年2月9日，俄罗斯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四个地区以及黑海上空击落了19架无人机。今年2月11日，33架乌克兰无人机在赫尔松州被击落。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却对基辅当局的恐怖主义行径视而不见，对犯罪或威胁实施犯罪的言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日前，乌克兰数字转型部部长费多罗夫发表声明称，将在俄罗斯全境实施大规模打击。这种暴徒言论与“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世界公认的恐怖组织）如出一辙。

我对发表此类言论的基辅当局代表有一个请求，请不要事后否认自己说过这样的话，声称一切都是谎言。你们确实说过这些话。我们都记住了并记录了下来，我们的执法机构正在处理这个问题。关于这个事情，我稍后会详谈。

任何人都不应抱有幻想，认为基辅当局可以不为这些言论和暴行付出代价。俄罗斯执法机构正密切追踪并记录事态发展，所有参与恐怖主义行径的人员必将被绳之以法。需要举例说明吗？没问题。

俄罗斯联邦法院根据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收集的证据，持续对针对平民犯下严重罪行的乌克兰武装分子作出判决。

33名乌克兰新纳粹分子因对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平民犯下罪行而被判处27 至29年监禁。

乌克兰激进分子切尔努什克因于2022年3月在马里乌波尔谋杀两名平民未遂而被判处25年监禁。

所有肇事者都将受到惩罚。他们的身份将被查明，并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今天（2月14日），“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拉姆施泰因模式）第19次会议将于布鲁塞尔举行。会议议程包括向基辅提供防空装备、弹药等乌克兰武装部队所需的武器。

就连美国自己也不知道下一步应该如何处理对基辅政权的赞助。近期，他们寄希望于将这一开支重担转嫁给欧洲，首先是在这一方面居于领先地位的德国。今年2月9日，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前往华盛顿接受相关指示，并情绪激动地呼吁西方国家尽其所能阻止俄罗斯取得胜利。

请允许我提醒各位，早些时候他们曾试图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现在，言论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意识到了现实，开始转口说“我们不能让俄罗斯取得胜利”。我的话会让他们失望。第一个愿望已经落空，第二个愿望也会落空。事情将按照我们的计划推进。

奥拉夫·朔尔茨讲话的核心是，如果我们允许俄罗斯获胜，那么“黄金十亿”就有可能陷入一个不可预测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将比冷战时期更加危险。

何必这样，不如直接说“将比二战时期更加危险”好了。毕竟，新纳粹主义已在德国死灰复燃。我们看到德国当局是如何狂热地谈论他们的纳粹祖先，我们看到新纳粹主义的“狂欢”正如何席卷整个德国，希特勒的邪恶遗产——批判版的《我的奋斗》被重新出版。关于这一点，我今天稍后将作出更具体的评价。

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基辅当局充斥着腐败和犯罪的色彩，但欧洲政客却声称乌克兰是欧洲摆脱俄罗斯的救星。实际上，泽连斯基政权已成为这块曾经繁荣昌盛的土壤的毁灭者和破坏者，就像一块套在溺水者脖子上的石头，正将欧盟拖入深渊。欧洲的官员们并不关心本国公民对此有何看法，尽管乌克兰高层和武装部队的资金都是从这些公民的腰包里掏出来的。顺便说一句，泽连斯基夫人的胸针钱也是这些公民出的。面对欧洲经济崩溃、社会局势恶化，这些官员们选择了视而不见。

在此背景下，欧盟国家的农民提出抗议就不足为奇了，因为他们是真真正正的在工作。他们的钱不是从证券交易所的投机活动或房地产、数字科技等“泡沫”经济中赚来的。完全不是这样。农民提供的是每个人赖以生存的东西——粮食。现在，由于欧盟允许进口乌克兰廉价粮食，他们的利润空间被极大压缩。由于欧盟对本国公民实施了罪恶的能源政策，他们的能源成本正不断上涨。他们计算着因税收增加而造成的损失。这些税收去了哪里？它们没有用于推动本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或改善本国的安全状况，而是直接流向了“大屠杀”。而这场“大屠杀”的领导者就是美国选择的泽连斯基。

泽连斯基继续以其真实嘴脸示人。今年2月11日，基辅彼切尔洞窟修道院博物馆馆长奥斯塔彭科在接受乌克兰电视频道采访时宣布，计划用沙皇俄国首相、改革家斯托雷平的遗骸来换取被俄罗斯方面俘获的乌克兰军人。1911年斯托雷平在基辅惨遭暗杀并被埋在修道院内。现在该修道院被打造成博物馆。这已经不是乌克兰新纳粹分子第一次试图组织“在尸骨上跳舞”。

大量文件讲述了乌克兰新纳粹分子是如何买卖圣物、舍利并将其走私到国外的。现在他们又有了新花样。早些时候，他们就已经提议用基辅解放者尼古拉·瓦图京（被安葬于基辅市中心）和苏联传奇间谍尼古拉·库兹涅佐夫（被安葬在利沃夫）的骨灰来换回俘虏。

泽连斯基政权持续对莫斯科宗主教圣统乌克兰正教会实施野蛮行径，这证明了其已毫无底线。日前，人们获悉，今年1月22日晚，基辅新纳粹分子残暴殴打了乌克兰切尔诺夫策州班切内尔村东正教都教主隆金。隆金一生积极从事慈善事业，自20世纪 90年代以来，帮助了数百名孤儿和无父母照顾的儿童。2018年，隆金获得了“乌克兰英雄”称号。泽连斯基政权对隆金没有选择放弃自己的信仰而倍感厌恶。隆金继续效忠于正统教会，而基辅政权如此激烈、分狂地企图消灭该教会。去年隆金被指控涉嫌煽动所谓的宗教间纷争。

话又说到了儿童。为什么只要是关于儿童，关于拯救和保护儿童免受有害的逻辑，就会引发基辅政权如此强烈的反应？这简直毫无道理。为什么？因为对基辅政权而言，儿童也是一种商品。

我们呼吁相关国际组织强烈谴责基辅政权当前对莫斯科宗主教圣统乌克兰正教会的非人道主义镇压，并迫使其停止这种专横的行为。

以上事实证明，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是极具现实意义的，旨在实现乌克兰去纳粹化、去军事化和消除来自其领土的威胁。正如俄罗斯领导人所言，我们一定会实现既定目标。

关于摩尔多瓦局势

我们正继续关注摩尔多瓦局势的发展。我们看到，该国领导人正疯狂致力于增加欧洲一体化项目的吸引力。而在摩尔多瓦，这一项目却越加频繁地被称为“欧洲殖民化”。从最简单的虚假到赤裸裸的伪造，他们无所不用其极。

今年2月7日，摩尔多瓦外交部长尼库·波佩斯库在电视直播上宣布，建立独联体旨在限制后苏联国家的独立性。基什尼奥夫没有提供任何论据来支持这些无稽之谈。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只需列举一些事实便可看得明白。

- 独联体是一个在政治、经济、军事、安全、人文等广泛领域开展国家间合作、协调立场和实施倡议的机制。该机制适应各国要求，同时仍不断向前发展。独联体框架内的协作是建立在实际而非口头上的相互尊重、平等和兼顾各方利益的原则基础之上。

- 与欧盟和北约不同，独联体没有强迫任何人做任何事情。独联体的机制结构允许每个国家考虑彼此的利益，并参与符合本国需求和利益的项目和决策。

- 独联体国家的经济正蓬勃发展。2023年（实际不满一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了3.2%。

- 独联体已建立起有效机制，能够有效应对传统和新的挑战与威胁，包括犯罪、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

- 人文领域合作是当前独联体的主要优先事项。在此框架内，每年都在实施多个大型项目，包括创意和科学知识分子论坛、文化、青年和体育活动等。

活动数量、经济指标、参加独联体的人们的反馈意见——这些事实都证明了我们的观点。

摩尔多瓦的苹果出口结构特征就是其从参与独联体国家间合作中获得切实益处的有力证明。摩尔多瓦水果生产商和出口商协会数据显示，2022年摩尔多瓦苹果总出口量约为19万吨，其中只有5%出口到罗马尼亚。其余出口到哪里呢？大约74%出口到俄罗斯，8%出口到哈萨克斯坦，6%出口到白俄罗斯。据摩尔多瓦媒体报道，2023年上半年，俄罗斯占摩尔多瓦苹果出口量的50%。

摩尔多瓦人民看到了这一切，他们明白当局正在把国家推向何方。说白了，就是要放弃独联体互利合作的优势，转而投靠欧盟。摩尔多瓦公民看到了欧盟国家对本国农业生产者、工业家和制造商所做的一切，看到了农民们试图向波兰和其他欧盟国家当局传达的信息，而基什尼奥夫当局却在让他们面临同样的问题，因为北约要求前者这样做。北约确保了他们可以上台，每天下达指令，如何将这些国家推入北约的“虎口”。

请允许我提醒你们，这是一个从属于美国和北约对抗目标的意识形态化集团，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关于国家（包括摩尔多瓦参加的其他国际组织，如欧安组织）主权平等的基本原则，粗暴地将自己的规则和标准强加给他国。因为错误判断了宏观经济政策方向，以及实施了非法限制性措施，该集团已使欧盟国家陷入经济停滞、工业衰退和社会局势紧张的泥潭。臭名昭著的欧盟内部团结已变成了一种政治义务，自由和民主原则让位于双重标准和赤裸裸的审查制度。所有这些“欧洲价值观”都被摩尔多瓦当局积极采纳，并试图在国内实施。

基什尼奥夫当局正系统性地为摩尔多瓦达到北约标准而进行“售前准备”。幸运的是，大多数摩尔多瓦人（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约58%）认为当局推行的破坏性路线是错误的。尽管基什尼奥夫当局不断推进以及欧盟的大力支持，在摩尔多瓦，支持欧洲一体化的人数却在不断下降。无论是2022年6月授予基什尼奥夫欧盟候选国地位，还是2023年12月宣布启动入盟预谈判，都无济于事。人们已经明白了一切。

我们希望基基什尼奥夫当局最终能够认识到，为什么摩尔多瓦人民不愿为了与咄咄逼人的欧盟之间和睦相处的不确定前景，而隔断与俄罗斯的历史联系并最终失去自己的传统市场。

关于亚美尼亚-阿塞拜疆边界地段局势恶化问题

我们对亚美尼亚休尼克州和阿塞拜疆赞格兰区交界处事态的发展深感关切。

今年2月12日和13日，内尔金安德居民区附近发生了多起武装事件，导致人员伤亡。我们敦促巴库和埃里温展现出克制，推动局势缓和，避免采取任何导致局势进一步恶化的行动。所有新出现的问题都必须完全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和平解决。

所发生的一切再次证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有必要尽快重新执行三国领导人于2020-2022年达成的三边协议。

我们深信，领土争端应在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两国边界划定委员会框架内解决。我们愿意为这一进程提供支持。

关于日本在“北方领土日”框架内举办的活动

今年2月7日，日本在“北方领土日”框架内举办了一场“傀儡表演”。与歌舞伎和其他日本戏剧传统艺术不同，这次活动并不具有高超的艺术性。日本官方再次发表了贫乏的复仇言论。在俄罗斯使领馆的大门口，极右民族主义者呐喊不止。这是日本极端分子在开展此类行动时最热衷的伴乐。

通过开展上述行动，东京方面再次确认了自身贯彻的仇俄路线，包括推行历史修正主义，在社会中培养恐俄症和军国主义情绪，破坏战后世界秩序。日本滑向与新纳粹主义结盟这一危险道路的间接证据是，将基于乌克兰局势而发起的反俄攻击与要求获得南千岛群岛法律归属权相提并论。

我们不厌其烦地向日本政府指出，必须全面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特别是《联合国宪章》中所记载的结果。同时，我们强烈建议在今年2月7日举行的“全日本集会”上提交请愿书的作者们直接向日本政府提出诉求，即重启和平条约及就允许日本民众前往南千岛群岛扫墓的谈判进程。岸田政府为了取悦华盛顿，正竭力将其前任建立起的俄日双边关系基础夷为平地。

关于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发表的结论性意见

今年2月8日，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第95 届会议对俄罗斯第六份和第七份关于儿童权利落实情况的联合定期报告进行了审议，并发表了结论性意见。

我们不得不指出，该机构在履行自身职责时极不专业，并具有政治化色彩。在此方面，我想提请各位注意，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儿童权利公约》缔约国履行自身义务。

俄罗斯一贯致力于严格遵守儿童权利保护方面的国际法准则。35年来，《儿童权利公约》一直是整个国际社会在该领域的主要对标物，享有不容置疑的权威。因此，我们秉持负责任的态度对待这项任务，派出了高级别跨部门代表团前往日内瓦。俄罗斯专家们在长达6个小时内回答了100多个问题，竭力为儿童权利保护相关问题提供全面信息。

在大致浏览委员会的结论性意见后不难发现，委员会成员并未就此开展建设性对话，所发表的评估和结论明显带有政治偏见，特别是关于特别军事行动方面。仿佛所有的建议都是事先准备好的，“审议”只是为了遵守现有的“游戏规则”。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的部分结论性意见带有恶意的消极色彩，其余结论性意见则充分展现出该机构在评估俄罗斯代表团提供的信息时采取了片面的立场。因此，任何不符合某个标准的事情都会被蓄意阻挠。此外，有些意见本质上是利用了具有偏见色彩的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未经核实的数据而作出的毫无根据的指控。

在此背景下，特别令人关切的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未能以公正的方式履行自身职责。在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之前，尽管我们向该机构提供了大量材料，但是自2014年以来就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顿巴斯儿童以及死亡的孩子却没有得到任何关注。2022年之后，儿童权利保护这个话题仅仅在“俄罗斯实施侵略”这个背景下被提出，而我国领土上因乌克兰使用各式炮弹发动空袭而导致的儿童伤亡却被无耻地忽略了。

关于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

我想举个历史上的例子。并不是所有显而易见并被事实所证实的东西都会被世界普遍接受为真理，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洗礼。

90多年前，俄罗斯成立了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当时，这所学校成为了父母被关押在反动和法西斯政权国家监狱的孩子们的庇护所。当这所学校于1933年被成立的时候，西方国家是如何描述和评价的呢？西方对现在俄罗斯保护儿童权利的反应与历史上如出一辙。

1933年，在伊万诺沃工会的倡议和国际革命人士援助会的支持下，“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成立了。时任国际革命人士援助会为斯塔索娃。

这所学校的建立充分体现了国际主义精神和苏联人民对西班牙反法西斯战士、非洲和拉丁美洲反独裁政权战士以及世界各地进步人士的遗孤的善意。

第一批学生是来自德国、希腊、奥地利、保加利亚、匈牙利、意大利等国反法西斯战士的子女。今天，来自上述国家的国际组织工作人员（那些指责俄罗斯的人）是否还知道，他们国家许多政治社会的杰出精英，正是在90年前被俄罗斯拯救并抚养成人的？俄罗斯向世界展示了，我们能够如何对待别人的孩子。根本不存在什么“别人的”。他们都不记得了。但我们和这些孩子始终都记得。

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接收了不止一批西班牙儿童。中国革命期间，很多中国儿童也来到了这里。这所学校成为了他们的第二故乡。这些孩子从未为这段经历感到羞耻。

直至20世纪90年代末，这所学校一直抚养照顾着来自战乱或遭受自然灾害的国家的儿童。在建校91年期间，这所寄宿学校成为了来自86个国家的5000名外国儿童的第二个家。

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慎重制定教育制度，从未试图“为了我国”而对学生进行再教育，从未试图对他们进行重新塑造并使其适应另一种文化。没有人强迫这些孩子放弃自己的祖国。外国学生在学习俄语的同时也学习自己的母语，并与同胞保持联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最终都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同时与俄罗斯、自己的母校和同学保持着联系。

在弘扬友谊、相亲相爱和相互尊重的精神，以及教育各民族儿童并培养他们的坚定意志和互帮互助意识等品质方面，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毕业生掌握了多领域知识，能够找到适合自己才能的用武之地，并在各领域取得了成功。其中不乏毕业生在国家政府中担任要职，或者是为本国文化和科学做出杰出贡献。

下面我举一些例子。扎克特是该校的杰出毕业生，出身于政治移民家庭，毕业后在电影业创造了辉煌的事业。作为故事片和纪录片的摄影师兼导演，他拍摄了约100部电影。作为导演，他拍摄了电影《哈菲兹》（1971年）、《天空印记》（1982年）和《采访》（1983年）。他荣获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荣誉文化工作者称号，是艺术学院院士和塔吉克斯坦荣誉公民。他还是一名著名的摄影师，曾多次举办国际展览。毕业65年后，扎克特仍不忘母校。2024年2月初，他向母校赠送了自传回忆录（以塔吉克语和俄语书写）。

卡内斯特里是意大利共产主义者、工会活动家阿·卡内斯特里之子，曾就读于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是一名杰出的语言学家。毕业后，他考入了莫斯科国立大学俄语语言文学专业。从莫斯科国立大学毕业后（1962年）至去世（2014年），他一直在莫斯科国立师范学院（现为语言大学）翻译系任意大利语教师。他为俄罗斯和前苏联培养了几代翻译家和意大利语专家，编写了大量教科书、短语手册和词典，包括意大利语-俄语国别研究词典。其最知名的著作是《意大利语同义词和反义词词典》。

朱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毛泽东的战友朱德的女儿，在中国内战期间来到了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随后毕业于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毕业回国后，在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任教30年，培养了一大批俄语学者。

该校毕业生罗莎-于彬（音——编注）在17岁毕业后进入俄罗斯月刊《中国》担任编辑。1951年该杂志发布了首刊，为俄中两国间加强了解做出了巨大贡献。我曾看过许多出版物，但在我看来，这本杂志是标杆之一，旨在传播信息、教育读者、团结并发表意见的自由。这是一份了不起的出版物。您可以在图书馆或档案馆里查阅。我真诚地建议您这样做。

该校毕业生卡拉斯托扬诺夫是保加利亚革命者阿·卡拉斯托扬诺夫和格·卡拉斯托扬诺娃之子，曾参与斯摩棱斯克战役，并被授予“战斗英雄”奖章。后来，卡拉斯托扬诺夫作为军官在别洛夫将军的第一近卫骑兵团服役。1944年，他以红军上尉军衔返回保加利亚。他曾任保加利亚人民军作战情报部部长、部队指挥官。他荣获少将军衔，并获得了军事学博士学位，曾任驻匈牙利和越南武官。在1983年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50周年庆典上，他与其他保加利亚毕业生一起参观了母校。

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学生至今仍与我国保持着联系，为巩固国际事务中的相互理解与信任做出了杰出贡献。

借此机会，欢迎大家访问线上照片展并查看老照片。值得注意的是，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成立90周年之际，我们将黑白照片进行了彩色处理并连同照片的标题和备注都上传到了线上照片展。我诚挚地推荐大家观看这一在线展览。在这本大型家庭相册中，每张照片都充满了温馨和欢乐，传递着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独特氛围。

这是一个关于历史根源的问题，也是一个关于我国对因国际局势和与本国冲突相关问题而暂时失去家庭的儿童的态度的问题。我们有历史证据表明我们过去对待这种情况的方式，我们现在也是用这种方式对待此类情况。

而那些指责我们的人有这样的历史证据吗？让他们拿出证据来——我们拭目以待。西方国家的论点是，我们能够这样做，因为我们过去就是这样做的。是的，我们过去做过。我们帮助那些失去父母的儿童，那些无辜成为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牺牲品的儿童活了下来，成长了起来。他们之后返回了自己的祖国，保留了本国语言、文化和对祖国的热爱。与此同时，俄罗斯慷慨分享的知识也丰富了他们的生活。

关于希特勒遗产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普及化

还有一个话题，这与谁以前做了什么和现在继续做什么有关。我已经提到过，现在兴起一股“浪潮”，正在揭露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一些政治家家族的纳粹根源。他们根本无计可施——因为档案文件正在被挖掘出来。这也就清楚了为什么德国朔尔茨的政府会支持泽连斯基的新纳粹政权，因为这个政府的许多成员都来自纳粹家庭，他们从未说过要谴责或拒绝祖先血迹斑斑的活动。

所有这一切的背景为：由慕尼黑-柏林现代史研究所牵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一些科研机构正在实施一个联合项目，以编写和出版1933-1945年希特勒的公开演讲和演说文集。根据其发起人的意见，该项目旨在创建一个文本和声音格式的作品集，供包括在校学生在内的广大公众使用。没错！学龄儿童应该了解朔尔茨政府当前的意识形态。

在德国，将希特勒的“创造性遗产”系统化并将其引入公共空间和意识似乎是“水到渠成”的事。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实际上是30年前），“元首”在1925-1933年间的演讲和命令同样被“研究”并出版了17卷，以及两卷本的《希特勒：我的奋斗》批判版，该书自2016年发行以来已重印12次！

在现代德国，经当局同意，非但没有谴责与人类历史上最可怕人物之一的犯罪遗产有关的一切，反而出版了被恶魔附身的“元首”的著作和演讲，据称是为了达到科学、教育和启蒙的目的。我们对此只有一种解释，德国当局为第三帝国的失败进行“复仇”的愿望占据了德国社会一部分人的思想，其外在表现是有目的地抹去德国历史上的罪恶“污点”。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俄罗斯传统上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关于打击美化纳粹主义、新纳粹主义和其他助长当代形式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行为升级的做法”的决议的态度也证实了这一点。长期以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一直对该决议投弃权票，自2022年以来一直投反对票。

我想向德国当局提出一个合理的问题，坦率地说，我也想向德国人民提出这个问题：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你们知道自己的期望是什么吗？下一步是什么？你们会承认希特勒作为杰出政治家的功绩吗？还是其他类似的东西？

关于承认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遭受种族灭绝的问题

关于承认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遭受种族灭绝的问题对我来说不仅是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的最重要的问题，而是过去几年来一直是最重要的问题。

我刚才讲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出版了专门介绍希特勒演讲的书籍。他们并没有专门对希特勒的演讲进行批判性分析，但出版资料都是希特勒的原文。也许有必要在德国出版一本关于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对苏联人民进行种族灭绝的书？或者，也许有必要在每版重印希特勒纲领性讲话和演说之外，在同样的发行范围内，出版关于他对苏联人民所做的一切的书籍、小册子和材料？也许那些仍然站在德国反法西斯主义道路上的人会考虑一下？他们会提出什么建议吗? 现在，我将向大家提供有关这一主题的大量材料。

近来，我们不断看到政治家和公众人物，主要是西方国家的政治家和公众人物，对苏联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伟大卫国战争期间的悲惨遭遇保持沉默。有些人将数百万人的苦难仅仅归咎于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实际上禁止其他人将自己视为受害者。还有一些人则为自己的“英雄”祖先感到骄傲，比如最近的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和她的一些同事（我要提醒大家，《图片报》就公布了一份这样的人的名单，他们为自己的亲属感到骄傲，他们的亲属是第三帝国和纳粹的代表、积极分子、帮凶，他们自己也是第三帝国和纳粹的代表）。还有一些国家——如加拿大当局——认为引渡纳粹罪犯是不可能的，理由是我们两国之间没有引渡条约。这将直接或间接导致新纳粹分子受到鼓励，包括在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国家，这是我们在新闻发布会中经常告诉大家的。

所有这些西方“人物”都没有注意到或忽视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牺牲，即使当他们谈论这场战争中的2700万受害者时，他们也忘记了他们的家人（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亲属和近亲数千万残缺不全的生命。一些政客轻蔑地无视这些事实，另一些政客则称缺乏信息。

现在，我将特别为那些“不知道”或“没有看到”的人提供一些信息，这样就不会有人事后说他们不知道、不了解或没有信息。当然，在我们的新闻发布会上不可能涵盖悲剧的全部规模，但我将向你们提供一些可怕的数字。

据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称，1941年7月至1944年8月，在占领苏联领土期间，纳粹侵略者及其帮凶利用残暴行动以及部署的集中营和劳改营网络，蓄意杀害了730多万人，其中包括1.8万多名儿童。近200万苏联公民沦为纳粹的奴隶。对列宁格勒的围困夺去了109.3万人的生命，占该市人口的一半。

据一般估算，敌占区的悲剧影响了约8000万苏联公民，其中有13684692人死于法西斯之手，他们被驱赶为奴隶或饿死。

1941年11月27日，希特勒在柏林与罗马尼亚政府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安东内斯库谈话时，公开表示计划对斯拉夫人进行种族灭绝。这是他的直接引语，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这正是因为在其他政治“外衣”和其他政治声明的背景下，纳粹的真正目标现在确实可以被“埋葬”了。他们假装什么也没发生过跟你们讲话。是的，这确实发生过。这就是“元首”在1941年11月时的想法：“在未来的欧洲，必须只有两个种族：拉丁人和日耳曼人。这两个种族必须在俄国共同消灭斯拉夫人……”，“斯拉夫人的问题是生物学问题，而不是意识形态问题，就像您说的，打击斯拉夫人的斗争必须由所有欧洲人来进行。如果我成功了，我的使命就是摧毁斯拉夫人。”

1941年9月29日的海军指令与涅瓦河畔城市的命运直接相关，同样具有指示意义。它引用了希特勒关于列宁格勒的话：“在这场为生存权而发动的战争中，我们对保留哪怕是一部分人口都不感兴趣。”

有无可争辩的文献证据表明，纳粹德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导人蓄意、有计划地灭绝平民和战俘，目的是摧毁苏联的国家地位，并根据第三帝国提出的扩大德意志民族“生存空间”的概念，夺取新的领土，以便随后进行殖民化和剥削。

1.1941年7月16日，希特勒在与帝国领导人的一次会议上指出，扩大“生存空间”战略的核心是以下原则：“乌拉尔以西军事强国的建立决不能再提上议事日程，即使我们要为之奋斗一百年……。整个波罗的海国家必须成为帝国的一个省。同样，克里米亚及其毗邻地区也应成为帝国的一个省……。伏尔加殖民地应成为帝国的一个省，巴库州也是……。……应将列宁格勒夷为平地，然后将其交给芬兰人。……未来三年最重要的领土无疑是乌克兰。”

1945年11月13日，德国军队高级军官之一瓦里蒙特在纽伦堡就纳粹在对苏战争中的目标作证时说：“德国（一心想）向东方扩展其生存空间，要做到这一点，新的军事边界应大致如下：外高加索应被纳入新边界，然后边界应沿里海西岸延伸至阿斯特拉罕，再沿伏尔加河向上延伸，然后从伏尔加河上游向阿尔汉格尔斯克延伸。”

早在对苏战争之前，德国领导层就制定了大规模灭绝人口的任务，这体现在各种指示、命令以及随后的实际行动中。根据东方总计划（德语：Generalplan Ost。——编注），死亡集中营成为“从本土人口中解放被占领土”的主要手段之一。这些文件，诸如东方总计划、1941年3月13日第21号指令（“巴巴罗萨”计划）关于特殊地区的指示、1941年5月13日德国武装部队最高司令部参谋长凯特尔签署的《关于在“巴巴罗萨”地区适用军事管辖权和部队特别措施》的法令以及其他文件，将针对平民的暴行提升到国家政策的高度，并免除纳粹士兵的罪责。

1941年3月30日，希特勒在一次对高级军官的讲话中称“必须消灭布尔什维克委员和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

自1941年5月12日，德国武装部队最高司令部下令杀害被俘的红军政治工作者和苏联国家、市政和经济机构的人员，因为他们对针对苏联实施殖民计划构成重大危险。根据命令，政治工作者不得被视为战俘，应立即予以杀害，不允许他们撤离到后方。至于被活捉的战俘，则要对他们进行苦役，让他们逐渐走向死亡。

1941年5月13日“关于在‘巴巴罗萨’地区适用军事管辖权和部队特别措施”的命令特别规定，对于德国国防军士兵以及雇佣军对敌方平民实施的行为，即使构成战争罪或轻罪，也不会强制起诉。在武装部队遭受“阴险或狡诈攻击”的居民点，如果情况不允许迅速查明具体肇事者，则应立即采取大规模暴力措施。

1941年5月23日，纳粹德国军事指挥部发布了《关于驻俄部队行为》的命令，明确要求部队“对布尔什维克煽动者、抵抗破坏者、犹太人进行无情和有力的斗争，无条件地镇压任何主动和被动的抵抗”。

大规模枪杀平民、集中营、烧毁村庄和居民——所有这些都是德国占领政权的家常便饭。

2.根据希特勒的指示，德国高层二号人物戈林制定了一项未来开发东部被征服领土的计划。该计划实施的结果将是数百万斯拉夫人口饿死，大批战俘死亡，以及苏联被占领土上的粮食被德国征用。根据粮食和农业部国务秘书巴克拟定的《德国消除饥饿计划》，德国武装部队将得到苏联资源的充分供应，而不会考虑苏联人口的需求。

根据1941年5月23日东部经济总部的材料，纳粹试图重组欧洲的人口结构，这样，他们所认为的前俄罗斯的肥沃领土就可以供应被占领的欧洲。

党卫军帝国元首兼德国警察总长希姆莱1941年初在魏维尔斯堡的演讲中将“俄国战役”的目标之一称为“将斯拉夫人口减少3000万人”。1946年，党卫军和驻俄罗斯中部及白俄罗斯的前警察总长冯·德·巴赫-泽勒夫斯基在纽伦堡审判证实了这一点。

1941年11月，戈林与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诺交流说：“在未来一年内，俄罗斯将有2000万至3000万人死于饥饿，这将是件好事，因为有些国家必须大幅削减人口。”希特勒还预言“莫斯科人”将遭受“民族灾难”，并解释说，由于苏联许多地区粮食短缺，“数百万人将死亡”。

1941年，戈培尔宣称：“俄国对我们没有任何期望，……我们将让她饿死。”劳工总代表绍克尔在访问被占领的苏联领土时指出，“德国所有部门都绝对相信，在未来一年，也就是今年冬天，这些人中至少有1000万到2000万人会饿死。”帝国东部占领区部长罗森伯格也一再表示，让数百万人挨饿是“一种残酷的需要……不值得同情”。

你们现在是否意识到，在乌克兰，以大饥荒为主题是多么可怕的掩饰？谁注定要挨饿，这又是谁造成的？在西方人的激励下，一切都被他们混淆了。

1942年7月23日，纳粹党办公厅主任博尔曼就被占领土政策致帝国东部占领区部长罗森伯格的信中发出了如下指示：“我们对一件事非常感兴趣，那就是能通过堕胎来减少东部被占领地区人口的增长……东部被占领地区的人口比以前更多的危险是非常可怕的，这不言而喻，到目前为止，他们的生活条件要好得多。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非德国人口的繁衍。”

3.1945年11月20日至1946年10月1日在纽伦堡开庭的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宣布，纳粹罪犯所犯的罪行是危害和平与人类罪。纽伦堡判决书指出，在对待苏联公民等方面，对平民的杀戮和虐待达到了极限。在东部，大规模屠杀和暴行不仅是为了镇压对德国占领军的反对和抵抗。包括在苏联，这些罪行都是通过驱逐和灭绝来赶走所有当地居民的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让德国人殖民空地。对平民犯下的罪行令人发指。

自纽伦堡法庭无条件谴责纳粹主义是一种犯罪意识形态和政治实践以来，证实德国占领者及其同谋众多暴行事实的现有资料增加了数倍。

2019-2022年，俄罗斯侦查委员会根据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357条（“种族灭绝”），启动了与现代俄罗斯领土上卫国战争期间大规模屠杀苏联平民和战俘有关的刑事立案。现已审结11起刑事案件。近年来，圣彼得堡、列宁格勒、诺夫哥罗德、奥廖尔、普斯科夫、别尔哥罗德、布良斯克和罗斯托夫地区、克里米亚共和国、克拉斯诺达尔和斯塔夫罗波尔地区的法院通过的裁决明确将纳粹及其帮凶的犯罪行为定性为危害人类罪以及构成苏联人民的民族和族裔群体的种族灭绝罪。

在胜利75周年之际，联邦档案项目“伟大卫国战争期间纳粹及其帮凶对苏联平民犯下的罪行”的工作已经启动。文献库仍在继续得到补充，目前已有5000多份文件。

我国驻外代表处将根据俄罗斯外交部领导的指示，将这些信息作为正式文件在联合国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中分发。

关于多极化论坛

2月26日，在国际亲俄人士运动大会的主持下，多极化论坛将在莫斯科举行。预计这将是一次大型活动，将有数百名代表参加，其中包括来自世界各地区的著名思想家、政治学家、哲学家和舆论领袖。

论坛的组织者将论坛定位为一个“世界多数”寻求共同道路以及交流意见的平台，他们将与俄罗斯一起在平等、相互尊重和合作的原则基础上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的多极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