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外交部官方发言人玛利亚•扎哈罗娃新闻发布会,莫斯科,2023年9月19日
关于乌克兰危机
基辅政权继续对俄罗斯地区居民犯下血腥罪行,屡屡击毁住宅楼、学校、医院、幼儿园和其他民用基础设施。为此,乌克兰武装分子使用了从重型火炮到攻击无人机的最大范围的北约武器。
今年9月12日,由于乌克兰武装分子炮击顿涅茨克市,圣伊格纳季耶夫教堂的一个辅助间着火,今年9月17日,该市的圣弗拉基米尔大公等同使徒教堂被毁。
今年9月13日晚,乌克兰的新纳粹分子用巡航导弹袭击了塞瓦斯托波尔港以奥尔忠尼启则命名的修船厂,结果引发了火灾。附近的房屋遭到破坏,两所学校还发现了碎片,有24人受伤。
今年9月14日,在库尔斯克州,乌克兰炮击造成一人死亡。第二天,今年9月15日,乌克兰武装分子无耻地袭击了新卡霍夫卡的一个居民区,造成一名当地女性居民死亡,15人受伤,两栋多层住宅几乎完全被毁。今年9月16日,乌克兰新纳粹分子野蛮袭击了斯维特洛达尔斯克的一个市场,造成7人死亡。同一天,在顿涅茨克,两名平民死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炮击。
几天前,一段可怕的视频在互联网上疯传,显示乌克兰武装分子将两名身穿俄罗斯军服的战俘驱赶到雷区的骇人画面,一段时间后,一名基辅政权士兵(在他这样做后,他自动成为罪犯,而不是军人)开始向他们开火,然后爆炸声响起。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基辅政权以及多年来向其行“纳粹礼”的走卒们的怂恿下滋生、蔓延,并伴随着各种铭文与措辞:排雷就应当这样用活体进行。我要提醒大家的是,纳粹在卫国战争期间也曾犯下类似的令人发指的罪行。如今,他们在乌克兰的追随者正在努力效仿希特勒主义的这些极其残暴的做法。
俄罗斯执法机构已经在研究这段视频以及事件的所有情况。如果有关俄罗斯战俘遭受非人待遇的信息属实,肇事者将像以往一样终将被法律惩处。
俄罗斯法院正在根据俄侦查委员会收集的证据,继续对针对平民和战俘犯下严重罪行的乌克兰新纳粹分子作出判决。
上周,新纳粹乌克兰武装分子В·库雷克被判处终身监禁,他于2022年4月在马里乌波尔与其他武装分子一起阻止平民自由出城,包括使用射击武器。根据犯罪指挥部的命令,该武装分子枪杀了8名平民。
乌克兰武装部队中的新纳粹分子O·别兹沃列夫、C·马克耶夫和M·奇斯托普利亚索夫因2022年春天在马里乌波尔谋杀平民而被判处22年至29年监禁。
恐怖组织“亚速营”的武装分子A·斯洛博佳纽克、I·博奇卡廖夫、D·卡努别尔和Р·科洛佳日内因2022年3月至4月间在马里乌波尔谋杀平民而被判处26至29年的严格制度监禁。
该“组织”的三名武装分子В·古谢夫、D·卡萨特基诺和D·茹奇科夫因在2022年4月于马里乌波尔对俄罗斯战俘的暴力行为被判处14.5至16年监禁。
“亚速营”武装分子A·什图金于2022年3月向马里乌波尔地区的人道主义援助交付点开枪,被缺席判处24年监禁。
新纳粹分子C·阿拉赫维尔季耶夫和A·鲍里先科于2022年5月在北顿涅茨克和托什科夫卡(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使用火箭炮和迫击炮向居民点实施打击,分别被判处16年和17年严格制度监禁。
基辅政权终将无法逃避对其骇人恶行的罪责。对俄罗斯地区居民和我国军事人员犯下罪行的乌克兰新纳粹分子也一定会受到法律的处决。
在此背景下,我们看到一些西方国家试图洗白和“封圣”乌克兰新纳粹分子。例如,在米兰的一条街道上和“复兴”博物馆,市政当局决定组织一场专门纪念纳粹“亚速”营的图片展。在展会上,这个恐怖组织的武装分子被描述为马里乌波尔的“保卫者”。而且,早在2015年6月,美国国会议员就称“亚速”营是“令人作呕的纳粹部队”,并禁止五角大楼向其亡命之徒提供军事技术援助和训练帮助。
另一个不可容忍的例子是法国《费加罗报》刊登的一篇关于新纳粹组织“亚速营”和“右翼”的带有明显政治偏见的文章,纳粹成员几乎被视为“爱国者”。
所有这些事实都令人愤慨。我不禁想问意大利和法国公民一个问题:当你们的记者和政治家试图洗白乌克兰纳粹分子并以如此英雄的形式呈现他们的时候,你们是否还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意大利和法国经历了什么?当时你们的国家几乎处在了某种边缘,不,与俄罗斯不同,还没有处在生死存亡之边缘。在希特勒德国的所有计划中,俄罗斯人已经被秘密判处要么沦为二等人被奴役,要么如果其不适合服务或成为奴隶则要被消灭,斯拉夫人被下令立即实施种族灭绝。
在法国,情况有所不同。它并没有被下令立即实施种族灭绝,而只是被占领。法国社会相当大的一部分人认为这没有什么不正常。而且,总的来说,这部分人并不认为有必要进行某种反抗,他们甚至还为进驻国家的纳粹分子提供服务。的确,随后就有明显的法国少数派开始进行反抗。这就是“法国抵抗运动”名词的由来。他们后来成为英雄。正是由于这些少数法国人,整个法国,包括其中的大多数人(他们实际上为这些进驻自己国家的纳粹分子鼓了掌)也变成了英雄。真的要感谢这些少数的法国人,感谢那些曾经冒着生命的危险,向死而战的法国人。
意大利则有不同的命运。意大利当时完全并正式地认同了这种疯狂的逻辑。事实上,法西斯主义就是从那里产生的。但还是由于绝对少数人的真正的英雄主义,以牺牲自我生命为代价说服了大多数那里的人,意大利才得以重生。不是金钱和政治支持的力量,而是意大利公民自身,就像法国公民一样(他们有良知,了解历史、了解什么是文明、人性和真正的价值观)知道什么是纳粹,感受到它并从自我当中找到了抵抗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法国和意大利能够安然度过20世纪后半叶的唯一原因。所以现在怎么办?又是同样的事情吗?让我提醒巴黎和罗马现代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历史(我们今天将详细介绍)。这些国家应该知道此种不负责任的纵容行为将如何收场。
未来几天,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将在美国再次“巡演”。据悉,他计划与拜登总统见面并访问美国国会。显然,基辅行乞成瘾的“叫花子”再次准备向自己的美国主人讨要金钱和武器。在这种背景下,正如公开消息来源所表明的那样,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留斯并未排除向乌克兰武装部队供应“金牛座”远程导弹的可能性。
因此,西方在其基辅傀儡的帮助下,蓄意进一步升级冲突,并仍旧对平民的苦难漠不关心。所有这些都是在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以及为支持其和平“公式”而成立的工作组的“和平”计划和倡议的掩护下进行的。是时候做出决定了。我们记得,一年半以来,西方一直主张“在战场上”解决问题:它禁止基辅进行谈判,甚至禁止自己考虑和平、和平调解计划以及任何接触。现在呢?是在上演《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的和平计划》和《没有谈判的谈判》的哑剧?事实上,上演的是向该地区提供更多武器的决定。那就没有必要反复欺骗那些在“和平计划”的幌子下聚集起来的人了。有必要向他们直截了当地说:下次工作组“会议”上,我们将讨论如何向该地区(我指的是基辅当局)注入更多的武器。
基辅政权并没有放过克里米亚的幻痛。在俄罗斯被禁止入境的“克里米亚鞑靼人众议院”前主席穆斯塔法·杰米列夫在接受“德国之声”(该媒体公然允许这样的极端分子发声)采访时声称,克里米亚大桥必须消失。我们清楚地记得这些媒体在二十世纪90年代所做的一切:它们为那些劫持妇产医院、剧院、小学学校,杀害平民的绑匪们提供平台。当时,包括“德国之声”在内的所有西方媒体都把这些绑匪称之为起义者,为民主而战的自由人士。后来才转变了态度,开始将其称为极端分子和恐怖主义分子。这里也是同样的道理。西方媒体发表这样的报道正常吗?克里米亚大桥承载着当地的和平居民、妇女和儿童。
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阿列克谢·丹尼洛夫最近表示,如果俄罗斯人不自行离开,他将用武器把他们从克里米亚“驱赶走”。我们想提醒这些基辅的幻想家,克里米亚问题已经结束。那里的居民早在2014年就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们知道将会面临什么,也十分清楚这些年来他们将遭遇来自不同方面的“驱赶与排斥”(正如阿列克谢·丹尼洛夫现在所说):经济上、社会上、人道主义上、基于民族主义的逻辑上。任何对半岛进行武力攻击的企图都将得到立即而猛烈的回应。
近日,在基辅,人们拆除了俄罗斯伟大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于1821年曾经居住过的一幢房子上的纪念牌。即便牌匾上的文字是用乌克兰语书写的,还是没能阻止基辅政权将其拆除的脚步。显然,班德拉分子们不需要那些早在乌克兰出现之前就在此生活过的杰出人物的记忆。但他们却十分热衷于在西方主子去过的地方安装上类似的标牌。例如,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上周曾经就餐过的“麦当劳”连锁快餐店。我不是在开玩笑。班德拉分子悬挂斯捷潘·班德拉和罗曼·舒赫维奇的宣传牌这些事实我就更不用说了吧。不过,现在这样的殊荣轮到了安东尼·布林肯。很清楚:亚历山大·普希金在哪里,而安东尼·布林肯的地位又如何。对于乌克兰来说,谁更重要显而易见。普希金“用他的诗歌唤醒了人们对真善美的向往”,而安东尼·布林肯则不断地提供武器。差异显而易见。
西方不仅对基辅政权的罪行进行纵容,而且为了使冲突升级以及给俄罗斯构成威胁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这很清晰地表明完成特别军事行动所有目标与任务的必要性,包括要实现那些俄罗斯长久以来多次向西方解释过的,而其拒绝相信的目标与任务的重要性。现在每个人都清楚是谁在做什么。
“北溪”天然气管道遭恐怖袭击“一周年”
9月26日是丹麦和瑞典沿海的“北溪-1”和“北溪-2”天然气管道遭遇恐怖袭击一周年的日子。该突发事件是前所未有的。这是一个骇人听闻的罪行——公然破坏重要的泛欧洲能源基础设施。早在2022年9月28日,根据《国际恐怖主义法》(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361条)的条款在俄罗斯联邦就此事件提起了刑事诉讼。俄罗斯主管机关现正在继续进行调查。当然,西方(一如既往)拒绝了与我们的合作、交换信息和共享事实材料。
“北溪”恐怖袭击的背后黑手有一个非常具体的目标,即切断俄罗斯与欧洲之间互利的能源联系。欧洲国家当局的行动表明,整个行动都具有定制的性质,并且由一个中心指挥进行。尽管俄罗斯方面多次正式要求德国、瑞典和丹麦领导人分享其调查当局掌握的有关该事件的信息,但他们仍然顽固地拒绝合作,也没有提供任何明确的答复。哥本哈根和斯德哥尔摩宣布继续开展某些调查行动,但完成日期尚未确定。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哈伊尔·米舒斯京于2022年10月向这些国家的政府首脑发出信函,表示需要在俄罗斯当局以及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代表的参与下对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进行全面和公开的调查,但仍没有得到答复。
丹麦和瑞典当局拒绝回应于2022年11月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向丹麦皇家警察和瑞典检察院寻求法律援助的请求,称满足我们的请求将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当被问及:“在这个基础设施被摧毁后,满足谁的要求才是西欧各国国家安全真正的威胁?”他们却无言以对。
哥本哈根和斯德哥尔摩表示,丹麦和瑞典的执法机构对建立联合调查小组没有兴趣。瑞典检察院早在今年六月底就宣称不排除“北溪”爆炸案的所有数据都将被保密的可能,这种神经质的表态只能证实“美西方”有难言之隐的事实。要向谁保密?要对这些国家的公民保密?要对国际社会保密?要对遭受直接损失的这些公司保密?还是要对“怜鸟惜鱼”的环保人士保密?可是,他们又会回答说:甚至到目前为止,从生态学的角度很难对其影响进行分析。那么,人们获取信息的权利何在?你们会说,这是另一个双重标准?根本就没有标准,这回我来回答。
丹麦和瑞典曾多次声称已经向我国提供了有关正在进行调查事件的所有必要资料,但事实并非如此。媒体对这一事件不断抛出新的解释版本,但这只会让我们更加怀疑这些国家是否真心想要查明针对极其重要能源基础设施实施恐怖袭击的组织者和执行者。如果它们真的已经给出资料,就不会有以下的掩饰行为。为什么要编造这样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几名乌克兰破坏分子乘坐一艘帆船狡猾地瞒过了西方的情报机构,通过用水桶从船的底部舀水的方法,成功到达“北溪”。其目的很明显——转移对那些破坏关键能源基础设施并造成巨大经济和环境后果的幕后黑手的怀疑。所有的人都忘记了,美国总统和他的众多官员早在2022年2月就曾多次誓言:他们将摧毁这个基础设施项目。西欧甚至无法想象这一调查方向,就更不用说将其付诸行动了。
此外,他们不仅转移了对关键问题的注意力,而且还“清理”了犯罪痕迹,制造出俄罗斯参与犯罪的虚假“场景”。这一切都发生在信息空间里。此后,根据该流派的规律,即将宣布“有罪之人”。这种剧本已经反复上演。
说到这里,就不禁想到了“布恰”挑衅事件。当俄罗斯军队离开该市时,市长接受采访表示,那里很平静,居民们一切正常,没有出现任何紧急情况。一天后,“概念”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街道上尸横遍野的照片。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人(无论是国际组织、基辅政权、志愿者、民间社会还是人权组织)看到相关人员的名单。我们甚至向联合国秘书处提出了要求。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还向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提出了这一问题,可是相关人员的名单还是没有。
同样,“斯克里帕尔中毒案”也没有得到公正的审判。我还记得特雷莎·梅在英国议会中的尖叫声、英国的各种小报、不列颠电视台的众多转播、俄罗斯外交官被驱逐,以及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女儿向其展示索尔兹伯里池塘中“不幸的鸭子”的照片。我只是不记得苏格兰场对斯克里帕尔父女中毒案做出了怎样的结论。这么多年过去了,苏格兰场是不是应该说点什么?过去了这么长时间,他们却杳无音讯。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这些人身上。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亚历山大·利特维年科身上,以及阿列克谢·纳瓦利内“中毒”案也是这种情况。所有这些戏剧作品都是为了给我们的国家施加压力,为了解释为什么俄罗斯外交官需要被驱逐,为什么他们需要拒绝履行双边或多边义务,说服听众不要参加任何俄罗斯论坛,不要在俄罗斯投资,不要履行签证领域的承诺。坦率地说,就是要拒绝与我们国家的全面合作。每一次都表演得有声有色。
没有证据证明我们国家有罪,也根本不可能有。尽管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西方精英们还是未能哄骗住自己的公众。今年2月份,美国知名调查记者西摩·赫什发表了一篇引起普遍共鸣的文章,而西方精英们对此做出的歇斯底里的反应大家还记忆犹新。沉默。美国没有这种记者。曾经的普利策奖获得者,突然间就“没有了”,尽管他还健康地活着,继续出版着他的文章。西摩·赫什对“北溪”恐怖袭击的情况进行了详细分析,直接指出天然气管道爆炸是美国海军和挪威军方秘密行动的结果。还有今年3月和6月,《华尔街日报》报道称,西方情报机构事前就知道基辅政权准备对“北溪”发动恐怖袭击。他们怎么能不知道?约瑟夫·拜登和维多利亚·努兰德在恐怖袭击发生前半年就表示,美国将摧毁这一基础设施项目。
今天,德国媒体援引熟悉“北溪1号”和“北溪2号”爆炸事件调查进展的消息人士的话说,犯罪线索指向了基辅政权。正如线索指向基辅政权一样,金钱也沿着同样的线索流向那里。当“斯克里帕尔中毒案”上演时,一切都归咎于俄罗斯。几乎所有北约国家(及其盟国)都驱逐了我们的外交官。我想知道,如果英国小报称俄罗斯是“斯克里帕尔中毒案”的罪魁祸首,唐宁街会给我们的国家分配一些资金吗?这是怎么回事?有趣。德国媒体写道,所有的线索都指向基辅政权。而“北溪”是德国投资者兴建的项目。但德国国防部长却多次表示,乌克兰需要更多的武器和资金。这怎么可能?令人好奇的是,尽管西方政治机构的代表永远不会公开承认这一点,但却分享了这些评估——只要记住今年7月亨利·基辛格在与俄罗斯恶作剧者们对话中的说辞即可。
一年后,所有人都清楚地看到:欧盟国家当局,首先是德国,故意拒绝在涉及俄罗斯的问题上采取公平公正的立场。他们极其清晰地表现出没有能力、甚至没有意愿找出天然气管道恐怖袭击案的真凶。尽管事实上,这一切都发生在欧盟和北约的责任区域内,在他们的海岸附近,欧洲人自己也遭受了成本的损失。
这种懦弱和顽固地不愿意捍卫自身利益和能源安全的直接后果是:欧盟甚至失去了获得“战略自主权”的理论上的机会。德国和几乎所有其他欧盟成员国的现任当局都无条件地屈服于盎格鲁-撒克逊人向他们规定的公开反俄方针。历史笑话:德国一直梦想成为殖民主义者。但这种愿望却使它成为一个殖民地。
俄罗斯将在其外交规划中,包括在建立对外经济关系时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打算把去年9月“北溪”恐怖袭击事件的调查进行到底,并将尽一切努力,包括在多边形式框架内,把真相公之于众。
接下来的步骤之一是:定于9月26日在“北溪”天然气管道恐怖袭击“周年纪念日”之际向联合国安理会通报情况。请注意,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国多次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这一问题,根据我们的倡议,分别于今年2月21日、今年的7月11日就这一问题举行了理事会会议。今年3月27日,由于西方代表团的强烈反对,俄罗斯关于建立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国际调查机制的决议草案未能获得足够的支持。西方不希望进行客观的国际调查,因此阻止了相关决议草案的通过。
关于辉瑞-BioNTech疫苗
今年8月29日,美国权威医学刊物《免疫学前沿》(«Frontiers in immunology»)发表了一项关于美国-德国辉瑞-BioNTech(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COVID-19疫苗对儿童免疫力产生影响的研究结果,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一支由澳大利亚科学家组成的团队对三十几个样本进行的分析证实了早些时候的研究结果,即辉瑞公司生产的冠状病毒中和抗体远远少于其他疫苗。通过目前的研究,科学家们发现:这种药物会导致儿童的免疫系统减弱,从而诱发免疫缺陷。感染其他传染病的风险也很高,比如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肺结核、肺炎、乙型肝炎和COVID-19。此外,还发现了脑组织受损的病例,以及儿童机体对免疫刺激剂抵抗力下降的情况。
根据报告材料(在此我强调的是西方科学家的报告),这种抑制作用在整个研究期间持续了六个月。科学家们不排除接种疫苗儿童的免疫力会终生受到破坏。
记得在更早之前,即2021年,公布的一项关于辉瑞疫苗对老年人影响的研究结果令人失望。随后发现,在接种该药物六个月后,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受试老年人对新型冠状病毒保有完全免疫力。然而,在接种了一剂辉瑞疫苗的受试者中,只有50%的人对COVID-19的α和β变体产生了可量化的抗体。免疫系统较弱的老年人情况更糟。研究人员发现,他们产生的抗体甚至比没有接种过疫苗的人还要少。因此,这进一步削弱了接种这种疫苗的老年人的免疫系统。
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今年4月公布的数据也值得注意。如前所述,在批准疫苗时,辉瑞公司有确凿证据证明接种疫苗后严重心血管病变的风险会增加。
所有这些都表明,辉瑞公司的冠状病毒疫苗是在生产商和官员勾结的情况下上市的,并产生了严重的副作用。与此同时,美国医学界非常清楚疫苗的缺陷,但由于某些原因,这些缺陷从未得到解决。奇怪的是,白宫关于冠状病毒问题的顾问、免疫学家和“辉瑞”的伟大宣传者安东尼·福奇根本无法证明接种疫苗比自然免疫更有益处。然而,西方精英的商业利益再次凌驾于对人类健康的关注之上。
我们已经说过,辉瑞公司以其天文数字的利润和向欧盟委员会领导层提供的巨额回扣,用以换取对欧盟国家人口大规模接种疫苗的绿灯,以及数十亿美元的美国疫苗采购。
关于《上海合作组织宪章》生效20周年
9月19日庆祝的重大事件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宪章》生效20周年,如今该组织已成为国际关系体系中一个独立、有影响力和权威性的参与者。
《上海合作组织宪章》奠定了上合组织的思想和哲学基础,确定了以平等、互利、尊重各国自身发展道路和开放为核心的基本原则,以共同寻求彼此可接受的最佳解决方案为目标。在这一开创性文件的基础上,上合组织正在为建立公平的多极世界新秩序、确保本组织地区的可靠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做出切实贡献。
上合组织成员国数量的增加充分体现了该组织的吸引力,以及对以这种形式开展工作日益浓厚的兴趣。目前,该组织拥有9个成员国。白俄罗斯正处于获得成员国地位的最后阶段。上合组织已拥有14个对话伙伴国和2个观察员国。希望加入上合进程的国家数量还在不断增加。
俄罗斯把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并以这一形式发展多方面合作,看作是其外交政策的主要优先事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