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外交部官方发言人玛利亚•扎哈罗娃新闻发布会，莫斯科，2020年2月20日

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与叙利亚化武事件有关的情况

众所周知，由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特别使团在制定2018年4月7日叙利亚杜马市发生使用氯气事件的报告时泄露了机密信息，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就此问题举行了情况介绍会，我们于2月7日在俄罗斯外交部的官方网站上发表了有关这次情况介绍会的评论。我想再次就此话题的其他方面做一些补充。

举行本次活动的方式本身就很令人感到惊讶，期间技术秘书处总干事费尔南多•阿里亚斯•冈萨雷斯在发言中仅用15分钟阐述问题的实质内容，之后他邀请在场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缔约国的代表们提问。尽管大家已经准备好进行热烈的讨论，现场提出的问题也很多，但都只是书面形式的提问。这样的对话简直见所未见。

我想说的是，宣布举行情况介绍会，就应当有适当的主题和适当的形式，而这种形式必须以交流为前提。

而技术秘书处领导层竟采用不正常的方式，向在场的人们传达他们针对这种十分可耻的事情的看法和评价，更不用说他们拒绝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参加情况介绍会的做法了，这简直令人震惊。而且我们看到的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专业的国际组织的平台上，而这个组织还曾在2013年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该组织能够获得此奖的主要原因是：在俄罗斯、中国、美国、挪威、丹麦和其他国家的协助下，该组织成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国际行动——将用于生产化学武器的材料运出叙利亚，并随后在英国、芬兰和德国的化工设施上，以及在经过专门改造的美国“光芒角号”（Cape Ray）船只上予以销毁。

遗憾的是，自2015年底各方通过共同努力成功销毁叙利亚的化学武器以来，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前任专家们对本组织的权威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完整性“关怀备至”，现在，出于政治动机伪造相关机构的报告已经被公之于众，其恬不知耻和规模均已达到了空前的水平——我指的是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特别使团。对于在杜马市发生的引起巨大反响的化武挑衅事件，他们得出了指控大马士革的结论，这是他们使用这种操纵手段的最鲜明的例子，其目的就是为了给美国、英国和法国对叙利亚领土实施导弹袭击做辩解，而实际上，化武挑衅背后是伪人道主义组织“白头盔”，以及实际上为其提供庇护的外国情报机构。看来，很少有人会提出这些情报机构属于哪些国家的问题，因为从2013-2014年以来，同一个情况一次有一次地发生，即使用有毒化学物质和化学战剂进行挑衅，随后要么进行制裁，要么实施导弹袭击。正如在东古塔、汗舍孔、阿尔-拉塔姆、萨拉凯卜和其他类似事件中所发生的。

以上所述内容均经可靠的事实所证实。特别是，众多独立的专家和专业人士、社会和政治活动家，以及媒体代表都指出了这一点。实际上，对当今世界而言，我们极少看到社会各界的观点如此一致。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这里涉及的是按照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委托直接开展工作，并根据文件、目击者的证词和自己的分析形成本人观点的专家，以及他们的观点与媒体和那些直接（或主动，或因为提出的指控和实施的制裁等）参与调查的国家的代表所得出的观点一致。他们甚至集体呼吁《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缔约国，以及作为《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交存方的联合国秘书长本人弄清事实并为恢复对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信任采取紧急措施。我们希望，这些呼吁能够被听到，正义终于将取得胜利。我所说的正义，不是某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具有法律意义的概念。而对于近年来在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平台上曾发生过的（正如我们看到的），以及有证据和证人的所有事情，不仅应当给予政治评估，也应当给予法律评估。我们非常希望，那些在该组织平台上进行这些伪造活动的人，能够停止其不道德的挑衅举动。

关于乌克兰武装政变六周年

2月21日，是乌克兰武装政变六周年的日子。

六年前，我们大家都目睹了在基辅市中心发生的悲惨事件。这些悲惨事件不是紧急情况或自然灾害的结果，而是在此前许多年间，西方国家的外部势力一直想要挑起的事件。他们曾多次试图发动国家政变。有时他们也会利用法律手段来达到这个目的，尽管歪曲法律，但无论怎样至少是引用法律。在六年前，他们迫不及待地需要重建乌克兰的政治局势，基本上将法律方面抛诸脑后。

一场血腥的国家政变，将这一事件推向了最高潮，政变动摇了乌克兰的根基，导致克里米亚离它而去，并造成了顿巴斯持续至今的武装冲突。该国发生了大规模的系统性危机。我要再说一次，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引发和积极支持了这个危机。除了无休止的政治混乱、法律的虚无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嚣张跋扈以外，其他任何词汇都无法形容接下来在乌克兰所发生的一切。与此同时，他们还不断试图歪曲关于这些事件的真相，将真正的事实隐藏在毫无根据的指责背后。但是，众所周知，真理总是会取得最终的胜利，而事实也总是胜于雄辩。所有这些都不可能就这样被隐瞒下去，迟早，一切都将水落石出。

去年年底，乌克兰爆发了一则丑闻，内容涉及前司法部长叶连娜•卢卡什公布了关于伪造迈丹死难者（所谓的“百名英雄”）名单的材料。事实证明，其中有一部分人并非死于在骚乱中中弹受伤，而是因为健康问题，甚至有些人根本就不在基辅。而这也只是一个方面。

几天前，由M.卡普托执导的纪录片《弹劾。拜登的现金。大屠杀》在美国上映，该片详细讲述了“尊严革命”的背后主使及其秘密内幕。乌克兰已经禁止该片放映以及在社交网络上传播。你们可以看看这部影片，找到机会，突破信息封锁。

其他一些讲述迈丹不为人所知的画面的电影、纪录片也遭到了同样的对待。例如，意大利导演拍摄的关于格鲁吉亚狙击手的电影《乌克兰，隐藏的秘密》，以及奥利弗•斯通执导的纪录片《火焰中的乌克兰》。

对所有发生的事情进行客观的调查会有助于解释清楚2014年2月发生的悲惨事件。但是，对于那些在推翻合法的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之后上台的人来说，有些事情是需要隐瞒的。于是，他们立刻开始销毁罪证，并杜撰所谓的“民间起义”的神话等等。总是有存在分歧和不满意的人，在生活的各个领域也总是会犯严重的政治错误，但是，我们所说的是宪法政变，以及由训练有素的武装人员实施的武力行动。这些人并不像是“愤怒的家庭主妇”，或者没有领够养老金和薪水的人，完全不像。这些人是一些年轻人，在不止一年期间，他们在特殊的训练营中接受了培训。他们知道如何装备自己，在大街上穿着得体、举止合理，也就是进行实际的作战行动。你们可以看看那些年的录像，并将他们与被称为“和平示威者”的人进行比较。在我看来，他们是有区别的。

之前，也就是在2014年2月21日，所谓的“迈丹胜利者”在德国、法国和波兰的调停下，与维克多•亚努科维奇签署了一份协议，但是他们实际上立刻“践踏”了这份文件。我们曾多次向我们的外国伙伴提起并提请他们注意此事，实际上，他们就是这次政变的幕后主使。

而其实该协议的执行，曾为和平解决局势并使该国摆脱危机开启了希望。但是，所谓的反对派并没有寻求妥协并建立民族团结的政府（这也正是向人们承诺和在与外国伙伴进行谈判期间宣布的政府），而是选择了对抗和暴力的道路。为什么我说他们是所谓的反对派呢？因为之后，当他们夺取政权的时候，是谁为他们提供资金就很清楚了。总的来说，没有人想要掩饰这一点，我觉得，他们甚至为那些国家和政府引领他们夺取政权而感到自豪。这不是内部的反对派。这是一群拿着别人的钱财、被别人雇佣的人，其目的就是为了在一个主权国家中发动国家政变。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上述协议的欧洲担保国的默许下发生的，他们根本没想制止所谓的“革命者”。为什么要制止他们？他们所做的，都是有人要求并付钱让他们做的事。结果，西方宣称的“维和”努力，给乌克兰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

我们将在俄罗斯外交部的官方网站上发布关于这方面的更加详细的评价。

关于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代表在联合国秘书处的代表性

在我们的西方同事允许的编造以及联合国这两个话题下，我想提请你们注意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的文章。这里涉及的是伦敦“亨利•杰克逊协会”的俄罗斯项目负责人安德鲁•福克绍撰写的评论，其中包括涉及联合国话题的含沙射影的内容。评论中列举了针对我国的、众所周知的诸多不满。其中，他武断地谴责我国试图破坏执法方面的国际合作，包括将“自己人”安排在国际组织中具有影响力的位置上。我想说的是，这个主题在其他出版物上也出现过，但是因为此事与“泰晤士报”有关，所以我想公开回应。而且，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过这种与编造混杂在一起的意见了。我很想知道，一旦这样的材料被发表，那么允许自己发表这种无稽之谈的作者们距离真相得有多远。

我不想过多地深入阐述其中的细节，我希望，以后文章的作者能够对其进行分析。我要给《泰晤士报》扫扫盲，让他们了解一下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该国际组织各机构中所拥有的代表性的实际情况。

我想提醒大家的是，任何加入联合国的国家，其公民都可以在联合国秘书处申请职务。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职务都是有配额的，同时，各国向组织预算缴纳的会费，当然，还有会员国的人口，也是填补职位十分重要的因素。这种机制旨在确保国际机构的均衡运作，同时考虑到尽可能多的成员国的意见。这不是我们的发现。这是一个已经运作了很多年的共同决定。让我们近距离地看一看具体情况。

我列举几个基本指标。

美国是联合国预算的主要缴纳国，因此，他们在联合国秘书处最高级别的职位和高级别职位上占据着三分之一以上的份额。在机构中工作的美国人的总数（不包括联合国的特别机构和项目）为2546人，其中担任领导职务的有116人。

向联合国预算缴纳会费的数额居第二位的是中国。但是，中国公民在联合国任职的人数要少很多：在572名中国派遣的工作人员中，出任最高级别领导职务的有21人。

现在说说俄罗斯人。他们总共占据着565个不同类别的职位，其中仅有19个联合国秘书处的领导职位。

而担心俄罗斯在联合国广泛存在的英国人，在秘书处分得846个位置，其中53个是领导职务。

因此，如果遵循的不是某个专家的臆造，而是联合国公认的分类标准，那么俄罗斯同美国和中国一样，刚好都是在联合国的代表性不足的国家。“代表性不足”是什么意思？就是指他们并未充分使用其规定的人员配额。而英国，顺便说一句，同法国一样，都属于代表人数过多的国家。在联合国的经常预算中，应当为英国提供经费的职位是114个，但英国公民却超出了这个限额，他们向机构派遣了126名代表。反过来，我们不得不对代表人数过多的因素表示关切，因为这表明：一些国家的公民在机构中的工作，是由其他国家划拨的资金提供经费的。因此，实际上，这与预算和这些国家所缴纳的会费都存在联系。

总体上看，联合国的人事政策存在明显的亲西方偏见。迄今为止，在秘书处的156个最高级别的职位中，有59个由主要西方国家的代表担任，而他们有时积极游说应景的利益。我们曾经说过“我们的国家利益”，而今天我们要缩小这个概念，原因是对于许多国家而言，没必要谈论真正的国家利益，因为他们要么尚未明确什么是国家利益，要么是相反，已经放弃了这个理念。他们执行的是当前领导层的政治利益，而这些政治利益可能与三、五年前宣布的国家利益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

业已形成的联盟，经常采用歧视性的做法，以防止代表性不足的国家的申请人竞选这些职位。此外，美国还利用其作为联合国总部东道国的地位，正如你们都知道的，根据自身需要，不向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外国代表团发放签证。此举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中央机构位置协定》。

对于西方列强来说，在目前对他们有利的形势下，他们担心当前的力量格局会产生变化，于是利用不正当的手段促进自己的利益，这丝毫不令人感到奇怪，但他们却忘记了，任何国际组织的主要目的都是要制定统一的、而非竞争性的议程。